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制定下发《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深化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202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指出:“推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加强与公安、教育等职能部门的配合协作,建立健全严重不良行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人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和早期干预机制,推动完善罪错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家庭教育、保护处分等有机衔接的分级干预制度。”可见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制度势在必行。研究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现状,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分级处遇应采取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对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制度具有现实意义。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包括了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预防措施和制裁措施。在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时有发生的当下,根据《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并不能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进行完全的规制。我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存在着责任主体不明,分级标准不尽合理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处遇措施具有现实的困境,刑事化处理方式如监禁刑、社区矫正实施效果不尽理想,非刑事化处理方式的弱化,责令严加管教无法有效实施、收容教养制度功能无法实现、工读学校效果难以有效发挥、配套制度构建不完整。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契合了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是应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必然选择,且未成年人分级处遇顺应未成年人司法发展的趋势,域外特别是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经验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提供了可行性。因此,要科学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的理念与制度,理念上应落实保护教育的理念,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制度设计上应整合分级处遇的责任主体、科学设定分级标准、设立实施处遇的专门机构,优化处遇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