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50年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清理旧政权遗迹的基础上,对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重新建构,引发了中国社会由制度到观念,从思想到生活方式等全方位变革。本文试图从国家政权建构与民众政治参与的视角,探讨社会巨变中,执政党整合民众利益表达和团结各界的组织形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及其实际运作情形。本文以建国初期湖北地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为考察对象,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发展演变的历程为切入点,分析其组织与形态、职权及运作机制,探讨在实际运作中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执政党、地方政府及民众的互动方式。本文共分五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创设的理论渊源和形成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以苏维埃制度为样本,结合中国国情,在革命初期先后试用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三三制”的参议会制度。随着政治上的成熟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在总结前期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和考虑现实政治需要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设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个制度成为建国后地方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第二章以湖北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为例,考察其在实践中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其在建国初期民主建政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与当代基本政治制度的渊源关系。建国初期湖北新政权按照中央部署,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沟通政府与社会各界。湖北地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召集各界座谈会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普遍建立;经初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后转向人民代表大会。与此相应,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了政权的协议机关到地方权力机关的演变。此外,还探讨建国初期湖北地区实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社会环境,湖北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情形,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转向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等具体问题。第三章主要分析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形态及其具体结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民众议决地方兴革事宜的组织,其机构包括会议期间的组织和闭会后的常设机构。作为政权的协议机关,代表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活动的主体。湖北各级政府对当选代表提出了明确的资格要求,并以不同方式选聘代表。代表的结构反映了代表的界别构成和参政议政的素养、代表的任期与变动映射出制度实践的情形。观察各界代表的政治参与情形和具体方式,勾勒民众与政权互动情态。第四章主要讨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和运作。在分析制度设计中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基础上,考察其在实际运作中的实现程度。提案是民众实施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会议提案的数量反映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提案的内容折射出民众的利益诉求;会议对提案的处理,显示了政权回应民众利益表达的态度;政府执行提案的情形,反映出其整合民众利益表达的程度。湖北地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运作,显示了其贯彻执政党施政意图与整合民众利益表达的两难境遇。第五章主要探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系统环境。在执政党的政权建构中,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执政党、地方政府分工合作。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运行中,执政党、地方政府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生频繁的互动。执政党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实施领导,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议政权组织动员社会,将执政党的施政意图变为各界行动的纲领。地方政府加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建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助政府推行中心工作。结语主要讨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共和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地位与影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构和运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在建国初期的实际运作,促进了当代中国民主的成长,并在实践中对建构国家权威有特殊价值。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实践中偏离制度设计的现象,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建国初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对今天完善和健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