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源于近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相关概念引入中国后出现了本土化和“语义”再造的过程。中国语境下的公共精神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变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都为培育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创造了有利条件,营造了培育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良好氛围。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的根本指导思想,其哲学内容对于也是哲学范畴的公共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学术界较少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角度而言,公共意识属于公共精神的感性认识阶段;从公共意识演变成公共责任感是一个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最后,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通过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对于重塑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萌芽源于感性认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角度来看,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是孕育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摇篮。公共价值理念的产生离不开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的营造,正是在丰富的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规则等城市社区公共文化价值理念的催化下,城市社区公共精神才会萌芽。但是这个阶段,人们还只能了解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表象,只形成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感性认识,还不能形成“城市社区公共精神”这一概念。其次,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由组织提供动力。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角度来看,社会实践的继续会使得人们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在城市社区中,只有通过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多方共同合作,唤起社区居民对城市社区的深入思考,居民头脑中才能产生“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概念,居民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认识才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最后,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引导社区治理走向善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角度来看,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性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由于前期的组织推动和氛围营造,社区居民在认识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过程中深化了对培育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理解,并通过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引领社区居民深度参与社区事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从当前实践来看,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培育在公共氛围营造、公共组织合作机制、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均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城市社区公共氛围不浓厚,难以提升社区居民感性认识。由于“陌生人”社会的消极影响、社区公共文化宣传不到位、文化活动缺乏吸引力、文化场所利用率不高等阻力出现,居民很难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感受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精神,影响居民对社区公共文化精神的感性认识。其次,组织合作治理不顺畅,难以推动社区居民形成理性认识。由于当前城市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融合不够、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划分不清、社会组织调节与居民自治未形成良性互动,就居民角度而言,居民难以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本质产生深刻理解,就不能将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最后,居民不深入参与社区实践,难以重塑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由于居民个人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不完全一致、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有限等原因,居民难以深度参与社区治理进而影响社区治理进程,因而当前社区居民社会实践不深入,难以重塑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综上所述,要培育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就需要以营造城市社区浓厚公共氛围、完善组织合作治理机制和鼓励居民深度参与社区治理三个方面为着力点,打通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培育链条。具体来看,一是从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入手,打造属于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文化平台,厚植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文化基础;二是从加强党建与城市社区公共精神深度融合、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大力加强社会组织的培养入手,为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培育提供强劲动力;三是从构建城市社区自治利益共同体、完善居民社区治理参与机制、健全社区治理评价体系入手,激活重塑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