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贸易体系的完善深化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延伸至产品生产链的多个环节,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参与在助力中国经济发展时伴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也亟需重点关切。碳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覆盖了世界经济、社会、生态和政治范围内的各个议题,碳排放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驱使各国收紧碳排放政策。2022年,“双碳”目标第二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路径上延续了之前报告中强调的碳减排工作“先立后破”的宗旨,狠抓“双碳”减排工作。《巴黎协定》对中国2030年的碳排放总量（碳达峰）和碳排放强度（下降60%）做出了承诺,中国制造业的绿色转型问题关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已成为社会关切,碳强度由于统筹考虑经济和生态问题已经逐渐成为衡量制造业碳排放的关键指标。当下正处于“双循环”的新历史格局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化贸易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循序渐进完成“双碳”目标,是探索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升级之路。基于此,要明确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的状况如何?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对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未来该如何构建制造业绿色转型响应机制的政策框架?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对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机制的模型,依据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强度;然后利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碳排放强度测算方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和碳排放强度的现状进行把握;最后依据实证结果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能源结构、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对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针对制造业行业异质性进行了探讨。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的理论机制主要是从技术进步、结构升级、规模效应这三个维度出发的。第一,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企业可以吸收依附在价值链上的技术和经验外溢,将其融入到制造业的全环节中去,进而使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改善,减少对能源的无谓消耗。但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俘获”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第二,制造业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会引发对其行业的结构升级效应,其中在能源以煤炭为主的消费格局下,产业结构的调整会通过产业间能耗利用的异质性来缓解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问题。第三,中国制造业目前嵌入的仍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在低端俘获中的价值链位置攀升会在提高行业GDP的同时,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不利于遏止制造业碳强度的居高不下。（2）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视角出发,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制造业在GVC中位置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当前中国制造业中处于全球价值链较高端的主要是以造纸、焦炭和金属加工在内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处于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攀升的状态,而包括电子光学等在内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未摆脱“低端锁定”。另一方面,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维度来分析,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整体碳排放强度水平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细分行业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计算机光学等）和以纺织业、橡胶塑料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强度较低,而三个行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石油、基本金属等）由于具备“资源导向”的特征,其碳排放强度持续处于较高的水平。（3）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从本文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来,由于中国制造业现阶段由于还陷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俘获”中,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的提升并不能有效改善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水平。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贸易发展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行业升级和产业进步,但伴随的生态环境问题亟需关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也会带来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研发投入目前还未形成有效的正面反馈,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投入强度和规格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