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制造业具有资产专用性强、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大，因而对企业的资本运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投融资决策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科学的投资决策将帮助企业更快的打开市场，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同时科学的融资决策有助于节约融资成本，降低企业价值损失的可能性。然而，投融资决策机制却非常复杂，其影响因素非常多，内部因素包括公司治理、资本结构等，往往不具有共性，而外部的影响因素却更多，政策、GDP、政治体制等都会对企业层面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共性的。
　　本文旨在探究宏观环境对医药制造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以期通过实证分析来发现在医药制造企业在面对同样的环境因素时，其投融资决策可能存在的某些共性。在样本选取上，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会计准则的连续性，本文选取了2007-2015年沪深A股的医药制造企业为样本，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WIND与国泰君安数据库，两者相互补充。在宏观环境层面，笔者认为经济、金融、政治等都会对医药制造企业的投融资决策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引入了国家风险评级ICRG，包含了经济风险、政治风险、金融风险3种不同的宏观环境变量，希望能够更全面的探究宏观环境对医药制造企业投融资造成的影响。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首先，在投资方面，医药制造企业有着显著的风险偏好性，即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下，医药制造企业反而会扩大投资，现有的委托代理理论、增长期权理论证明了此投资决策存在的可能性。其次，在融资方面，风险出现时，医药制造企业会选择扩大融资，且融资方式主要是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并不显著，现有的融资约束理论认为，企业在融资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融资成本，只要融资约束小，环境风险就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在优序融资理论中也阐明了企业融资的最佳顺序：内源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即企业在外源融资时会首选债权融资。与现有理论相符，在实证结果中，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与股权融资的关系并不显著，只有政治风险下医药制造企业的股权融资额显著地上升，结合现实状况，笔者认为是由于跨国资本的制度风险偏好，这种偏好是在利弊权衡后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风险偏好。最后，本文认为投资与融资是一体的，融资与投资是一个资金流传的过程，因此本文基于以上对投资、融资的分析，又进一步分析了国家风险在投资和债务融资之间的传导作用，结果显示，国家风险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医药制造企业的投资决策，也会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水平来促进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