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扎根于每个人一步步行为的改善。随着环境因素在国家的战略部署、公众的关注诉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的愈发举足重轻的位置提升,研究公众和企业的环保行为对于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公众个人及企业组织的环保行为?这些因素又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如何对整体环境产生影响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从社会个体,企业组织行为及国家间对比等角度入手,从数据出发挖掘主体中各类因素对主体行为的影响,进而研究这些因素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并提出促进各个社会主体的环境保护行为的可行性方案。从个体层面,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大学校园）内各类不同的参与者的环保意识与行为的异同及他们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发现不仅仅是内在因素（环保价值观,态度和知识）,外部因素（包括政策激励和文化因素）对个体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确认外部驱动力影响作用的存在。随后,从大数据思想出发,利用百度指数作为衡量了社会群体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的“众治”指标,本研究发现“众治”与“法治”（法律法规）相比,具有类似的约束企业环境保护行为的能力。政策的实施效力不仅仅是由简单的颁布就可以达到作用效果,颁布后引起的广泛的公众关注才对于环境保护起到更大的作用。由此可以说明,企业层面的环保行为除了受企业内部属性（财务杠杆、企业规模等）的制约,来自法律、媒体、群众监督等的外部压力对于企业的环保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效力,“舆情众治”与“法律法治”的双轨并行则是新的思路与挑战。最后,利用Hofstede（1991）构建的国家文化因素与托马斯路透数据库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本研究探索了国家层面的文化共性与企业环保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不同的国家文化对企业行为均着重要的影响。通过跨文化研究中对于文化的具体维度的解读,我们发现不同国家文化中的共性因素对于企业的ESG报告都有显著性影响,并且针对其中的权利距离、集体主义和长期定向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和结果,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创新点:深入挖掘了不同层级上对于个体,企业环保行为的内在因素与外部影响,并讨论了这些因素可能的作用机理和管理方法。本研究发现了一些与以往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例如个体层面中的外部因素、企业层面的“众治”、“法治”因素以及国家层面文化差异等等。就政策的影响力而言,政策的颁布是通过引起公众的关注后产生的效力,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容易被忽略。就文化影响力而言,在对比国家间的跨文化差异中,通过对跨文化中的文化维度提炼的具体分析,文化维度下的权利距离、集体主义和长期定向对于企业的环保行为有显着影响,并对如何从文化宣传角度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完善了环境保护行为的驱动力研究,为可能的政策管理的意见方法给出了新的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