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文学创作论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其一,李贽在一些专论文学或文章学的散文中集中讨论了文学的创作问题,且给出了一些纲领性的意见,例如以“童心”为文学创作的前提,秉持一种绝假纯真的创作态度,以“发愤”为创作动机,不愤不作,不矫揉造作。其二,李贽对于当时流行的戏曲小说作品做了大量的评点工作,其中包含李贽关于文学的思考与主张。这部分内容较多,也是构成李贽文学创作论的主要内容。在此李贽对文学创作工作提出三点要求。首先,作者要取材于现实。其次,叙事情节要自然顺性,不可为文造情,以“化工”作为叙事性作品的审美标准。再次,李贽认为戏曲小说同样可以发挥“兴观群怨”的政治教化功能,且好的作品要寓理于情,以美育人。其三,李贽就如何创作论辩文也给出一些意见,例如“就他城池”之法（找到对手文章中的矛盾,然后借此瓦解对方的论点）。但这一部分内容很难融入李贽一般的文学创作论,且李贽的确按此方法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论辩文。这些文章都带有明确的功利性创作目的。虽然李贽对于文学创作的功利性问题具有辩证的看法,但这也加剧了李贽文学创作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李贽在五十六岁以后所创作的诗歌（体量占其诗歌创作的大半）,大部分作品突破了格律诗形式上的束缚,自由奔放,风格独特。因此李贽诗歌呈现出通俗易懂、不拘声律、重情抑景的特点。李贽所创作的诗歌基本践行了他的文学创作理论,能够做到直抒情性、绝佳存真、发愤而作。李贽的散文创作丰富多彩,同时也复杂多样,既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之处,也有不和谐、甚至对立之处。李贽文学创作论一再强调“迩言”的重要性,他的散文创作同样贯彻了这一主张,呈现出语言简洁、通俗易懂等特点。但李贽的散文创作又常常带有明确而具体的社会功利性目的,这与李贽倡导的“真”与“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审美标准有所冲突。所以散文创作的功利性问题就成为李贽散文与其文学创作论关系复杂的主要原因。李贽本人的主体意识与其全部社会活动（以文学创作活动为主）本质上决定了李贽文学创作论与其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由于李贽的主体意识与其全部社会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展开的,所以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对李贽思想与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影响,李贽在文体观上持一种杂文学观念,这种相对复古的文体观与激进的文学创作观之间容易产生冲突。另因文学创作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而社会活动往往带有向善的功利属性,所以李贽的文学创作实践必然涉及到社会功利性问题,致使他并未完全践行自己的文学创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