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展格局下,过去的“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对我国出口的驱动力越来越弱,同时,新冠疫情的爆发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形势日趋复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扩大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开放有序、公平公正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此,推行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打造新的出口增长动力则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商事制度改革作我国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和优化营商环境的突破口,一方面能够简化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乃至申报相关创新成果时所需的手续和费用,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开展创新活动,将新技术注入到产品之中以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降低了市场进入成本,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引导企业进行良性竞争以维持企业出口比较优势。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基于“商事制度改革——创新与创业——城市出口绩效”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层面论证商事制度改革与出口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城市创新与创业能力在二者之间扮演的重要中介作用。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论证了商事制度改革背景及其影响出口绩效的内在逻辑,并从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两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出口绩效现状。为进一步实证探究商事制度改革能否对我国城市出口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本文以同时实施“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以及“三证合一”作为实施商事制度改革的举措,将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收集整理的商事制度改革情况与中国城市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相匹配,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并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展示商事制度改革对出口的作用;为了增强结果的可靠性,在基础回归的基础上将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和反事实检验三种方式对上述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城市所在区位的不同也会导致商事制度改革对出口影响程度不同,本文还对城市区位进行划分以完成异质性分析;最后,本文将城市创新和创业能力纳入回归模型之中,探究商事制度改革影响出口绩效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无论是基于出口规模还是基于出口质量的角度进行分析,自2010年以来我国出口绩效均实现了正增长,但各地级市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东部地区的出口绩效显著好于我国其他地区,但其增长率却低于中西部;（2）商事制度改革能有效提升我国出口绩效,且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以后仍然可靠;（3）商事制度改革在提升我国出口绩效时,一部分是通过城市创新和创业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中间效应来实现的,且对比“双创”活动作为中间机制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城市创业活动在商事制度对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中享有更大的贡献;（4）尽管商事制度改革均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出口绩效,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却更为明显。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商事制度改革,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发挥竞争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释放制度活力,打造新的出口优势;要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部署,强化城市创新和创业活动在商事制度改革促进出口绩效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