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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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推动违法行为人因造成生态环境功能不利改变而需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制度,应当表述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法律概念能够充分体现立法目的,并与我国的生态文明观彼此支撑、相互证成。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不足,首要问题在于公、私法性质不清。本文即希望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应当是公法性质,还是私法性质;为正在起草的《民法典》增修相关条款提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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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推动违法行为人因造成生态环境功能不利改变而需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制度,应当表述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法律概念能够充分体现立法目的,并与我国的生态文明观彼此支撑、相互证成。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不足,首要问题在于公、私法性质不清。本文即希望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应当是公法性质,还是私法性质;为正在起草的《民法典》增修相关条款提供素材,也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完善提供资料。公、私法有“主体说”、“意思自治说”、“利益说”等多个划分标准,“利益说”能在多种法律关系交织的框架下,迅速识别出单一法律制度的性质,且“万变不离其宗”。“利益说”产生于利益法学,其基本研究方法是进行利益分类,对法律关系中所涉利益识别、评价以及衡量。目前,学界识别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所涉利益为秩序利益或财产利益;但是,笔者认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划分或许更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所涉利益应当是公共利益。不同的利益类型决定要采用不同的手段保护。针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私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超出权能而缺乏正当性,破坏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合理分工,在原则、价值、规则上也无法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相融。相反,公法制度能够有效规避私法的诸多弊端。事实上,《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中有过相关公法规定,之前未能落实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超越了社会主要矛盾、环境管理体制。十八大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环境管理体制已有明显调整,阻碍公法实现的根本原因、直接原因都已消除,公法制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可行性,需要把握住历史时机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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