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金融业规模持续增长,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层出不穷,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迅猛发展,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大力注资实体经济,信托市场和民间资本迅速崛起,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充分体现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导向性地位正在逐步降低。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认识到信息缺失和金融统计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为提高政策有效性和保持金融稳定,中央银行重新反思现有金融统计框架,积极拓展金融统计范围和信息数据来源。当前国际金融统计研究正在形成五个新的侧重点,即更加注重其他金融性公司的统计,更加注重信用总量和结构性数据的监测,更加注重流量数据,更加注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数据,更加关注流动性总量。鉴于宏观审慎管理和央行货币政策执行难度的提高,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中间目标已逐渐无法满足政策需求,危机后部分国家开始尝试采用其他指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参考指标。“社会融资”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同志明确指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并在随后一年央行公布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数据,社会融资规模开始逐步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重视。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13年8月在深圳,就“危机后金融体系变化的监测与评估”议题召开了研讨会,人民银行在此次研讨会上正式介绍了社会融资规模,国际社会和与会专家高度赞扬和认可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理论的提出。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在涉及货币政策调控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13%的目标,即“广义货币供应量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13%左右”。梳理过去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调控目标。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预期目标均降为12%。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社会融资规模已经被官方所认可,并开始在货币政策调控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理论界对社会融资规模能否替代货币供应量争议颇多,支持者认为社会融资规模能够完全代替货币供应量,成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反对者认为货币供应量作为传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非常成熟,社会融资规模完全是多余的。笔者想通过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关系进行对比,对上述争议进行研究探讨。本文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追溯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理论基础,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信用观点和货币观点在我国的具体实践形式。然后分别从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总量、结构和演进入手,详细阐述了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背景、概念界定、现状特点,进而引深到社会融资结构,深入探讨社会融资规模从总量到结构与货币供应量的相互作用机理。结合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本文运用大量的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基于VAR和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结构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在整个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过程中的作用比较。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能有效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在整个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过程中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货币供应量,能够多角度的反映实体经济融资状况,全面地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调控效果受融资结构的改变趋于弱化,但它也有着社会融资规模不可比拟的优势,现阶段还不能被社会融资规模所完全替代,社会融资规模应该作为货币供应量的良好补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间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综合运用了比较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在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理论的研究方面,较少有文章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在对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研究不局限于二者本身,而是将二者关系扩展到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从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到中间目标,再到最终目标,构建了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在金融向经济领域传导过程中系统性的关系比较。再次,本文从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理论支撑观点出发,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观点视角,从理论基础到现实数据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最后,实证研究变量选取较为丰富,体现了数量与价格相结合的原则。目前,由于社会融资规模数据资料并不十分丰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客观性,关于金融创新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方面未作详细的分析,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操作性和针对性。最后,鉴于文章篇幅限制,文章并未对各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关系进行区域性实证分析。与货币供应量一样,社会融资规模理论的成熟和完善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研究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