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环境协议是第三代环境规制模式的重要工具,是行政机关和其他主体之间合作治理的新型治理工具,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公害防止协定,是世界范围内运用最广的非强制性环境措施。我国2002年在山东签订了第一份节能自愿协议,标志着自愿环境协议在我国试点的正式拉开,2011年我国出台《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代表我国自愿环境协议制度开始走向规范化。但这期间经济指标在地方发展目标中长期占据主要地位,自愿环境协议的正当性与可行性也不断遭到质疑,导致自愿环境协议没有得到重视从而慢慢退出我国环境规制的视野。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自愿环境协议制度使行政机关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由规制者与被规制者转为合作信任的伙伴,这一变化符合我国治理体系转变的要求。传统环境规制模式的弊端在我国不断爆发,自愿环境协议作为第三代环境规制模式的工具能有效弥补传统规制模式的不足。自愿环境协议制度的继续适用和推广有其必要性和实际意义。但我国自愿环境协议制度理论研究匮乏,制度设计没有抓住其核心,导致自愿环境协议制度在我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当下亟需突破理论瓶颈,挖掘自愿环境协议的核心,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现有制度。自愿环境协议是社会自我规制的具体规范,同时也是第三代环境规制模式的重要工具。反身法理论对社会自我规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还指导了第三代环境规制模式完成了转变。以反身法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能够进一步明确社会自我规制的具体规范在制度构建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制度,而需通过构建相应的组织、程序框架促进子系统之间的合作协商。并且受反身法方法论影响所形成的商谈规制策略指导了自愿环境协议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实质商谈是自愿环境协议的核心。因此我国自愿环境协议制度的优化要注重构建组织、程序规范框架,以实现实质商谈为目的,促进环境规制主体的协商合作与自我规制,使自愿环境协议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实现美丽中国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