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以来,如何翻译语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语言中的文化专有项或文化负载词在各种翻译研究中出现频率也不断增加。而习语作为语言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稳固定型的词组或句子,无论在语法结构、固定搭配上,或在特定含义上,都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汉语成语独特的四字结构,以及形式特殊的歇后语,都是汉民族文化独有的。除了形式上的独特性,汉语习语的内容更是包含了华夏民族产生和发展以来所诞生的丰富的文化底蕴,而这相比于隶属不同文化渊源的英语文化则有相当的不同。因此汉语习语在翻译成英语时便出现了许多困难。如何既保留汉语习语中的形式(或文化)特征,又能充分传达出其内涵意义,成为让众多译者头疼的难题。　　 关于习语翻译,目前翻译界比较盛行的两种文化翻译策略是Venuti提出来的异化和归化策略。按照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中的说法,归化翻译为了遵循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要求；而异化翻译的原则是要偏离本土的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音和文化差异。与此翻译策略对应的两种翻译手法便是直译和意译。不过关于这两对概念的关联与差别之处,很多研究者区分得不是很清楚,对于翻译初学者容易造成概念的混淆。另外,在研究汉语习语英译时,大部分研究者选择的汉语习语散见于各个来源,即使是反映同样的翻译策略,但不能像读者反映某个译者在对一部书或一个长篇进行翻译时遇到习语翻译所能体现出来的前后一致的翻译策略。而译者具体选择某种翻译策略的具体原因也不能因此被全面地展现和借鉴。　　 本文选择沙博里的翻译作品《水浒传》作为研究对象,有两点重要原因。严格意义上来说,沙博里并不是汉学家；但他精通汉、英两种语言,熟悉两国文化。他先后翻译出版《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水浒传》、《我的父亲邓小平》等文学作品。在沙老翻译的众多作品中,其中本文的研究对象《水浒传》的翻译深受世人好评。此外,沙老翻译这部书时正处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形势势必会对沙老的翻译策略及手法的选择产生具体的影响。如果能够细致研究这些外部因素并分析其影响,我们对于译者在翻译文章时的应对和具体策略选择就更清晰,从而为当今译者在当前形势下进行翻译策略选择提供借鉴。　　 本文将因此首先对两种文化翻译策略以及对应的两种翻译手法进行概念上的区分,然后通过对精心摘录的沙译《水浒传》中的汉语习语及其英译进行分类整理,并仔细分析作者具体的翻译手法,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综合分析沙博里的翻译策略。与此同时,本文将主要根据Lefevere提出的四大翻译制约因素针对沙博里进行翻译此书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进行分析,并结合沙博里个人的翻译理念以及翻译宗旨进行综合评判,以此确定沙博里选择其翻译策略的原因,以向读者呈现翻译者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主要受哪些因素牵制,帮助译者明确翻译策略和手法选取的具体理据,从而保障译文的连贯和流畅。　　 在经过细致的数据分析之后,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沙博里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同时受到其所在中国外文局主流翻译诗学的影响,在其翻译《水浒传》的习语时主要体现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而以此为借鉴,根据2007年4月中国翻译高层论坛——“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各位高级翻译者们对当前对外翻译提出的一个总体需求,异化依然应该是译者的首选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