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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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类型条款转变成开放式列举后,解决了非典型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没有法律依据之困境,保持了著作权法的前瞻性,但开放式列举并非完美。从理论层面看,在知识产权的根本性理论不断受到质疑的背景下,开放式列举似乎不合时宜,开放式列举规避了著作权法定主义的立法原意,不符合“公有领域为原则,著作权为例外”的价值理念,挑战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从实践层面看,适用开放式列举的兜底条款易发生向一般条款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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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类型条款转变成开放式列举后,解决了非典型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没有法律依据之困境,保持了著作权法的前瞻性,但开放式列举并非完美。从理论层面看,在知识产权的根本性理论不断受到质疑的背景下,开放式列举似乎不合时宜,开放式列举规避了著作权法定主义的立法原意,不符合“公有领域为原则,著作权为例外”的价值理念,挑战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从实践层面看,适用开放式列举的兜底条款易发生向一般条款逃逸的现象,进而易陷入著作权权利内容和权利归属不明确的困境。本文通过梳理域外对作品类型同样采用开放式列举立法模式的典型国家关于非典型作品保护的相关案例,发现对版权保护持开放态度的美国虽在立法上保持了版权法的开放性,但在司法实践中版权局和法院对非典型作品依旧秉持保守且谨慎的态度,更愿意揣摩立法时对作品类型的考量,经常运用“不在法律所列举的作品类型”为理由拒绝为其提供保护。最后,本文在分析域外对于作品类型立法上开放态度与司法中保守态度之间矛盾的基础上,为我国在理解和适用“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这一兜底条款提供一些考量因素。首先要综合整个著作权法体系和理论考虑作品资格问题;其次对兜底条款应当保持从严解释的态度,区分需要著作权保护的领域和无需著作权保护的领域,已列举的典型作品共有的特征,剔除不受保护的元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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