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时,周天子地位衰微而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经济制度都遭到空前的挑战与剧变。因此,对当时的人而言,如何在一个失序的社会重新找回生命的安顿之道,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从周礼的制订中所表现的是,人知道人需要为其自身制订管理人世的行为规范,但直到周礼失控后,人才真正的去反思人为什么需要为其制订行为规范(秩序)这样的反思,不仅使人正视人自身的作为,也同时使人从对人世的具体观照中深入到对人性的抽象思辩。到战国后,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改变着人的思想观念,交往方式和社会地位。与此同时,自春秋以来关于人的本质的探求,在儒家那里从孔子的“性,习相近也”的“仁礼”说到孟子的尽性之人的性善论以及过渡到后来荀子“化性起伪”的性恶说。而道家侧重人的个体价值,从老子的“道常无为”的復朴主义过渡到庄子追求逍遥游世的返真之人。墨家敬神,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侠义型之人。儒、道、墨关于人本质所是的探求,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治世方案,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不到诸候各国的利用,即使偶然被采用,也起不到富国强兵的治国目的。 而与此相反的是,法家自管仲以来看到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及人的功利性,韩非子在继承荀子从现实经验观察人性视角的同时,综合继承前期法家关于人性的思想,进一步看到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表现。韩非子观察人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判断善恶,而是为了探寻更加有效的治世方案。因此他不象荀子那样仅仅看到人自利自为本性的负面影响并有此得出性恶论的论断,他更加强调人自利自为本性的正面影响,并且认为儒家仁义教化在当时不能达到治理社会的效果,只有实行法治对人自利自为的本性加以引导才能使天下归治。并在此基础上韩非子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提出了适应那个时代需要的治国方案。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吸收和继承了以往法家的思想,融合“法,术,势”的理论,而且进一步吸收了儒、道、墨的思想,为其制订“治国”方案作理论根基。韩非子关于人性的认识是他所有理论的逻辑起点,同时他又批判吸收和改造了老子的道,这就为其人性论提供了哲学依据。而他“法、术、势”和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正是从人性认识的起点出发,基于自己的对道的哲省而提出的“治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