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美国频繁加税,英国脱欧等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对于我国而言,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不断,全球新冠疫情尚未平息,我国又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阶段,面对如此动荡的国际贸易、经济、卫生外部环境,我国政府不可避免的需要出台各种贸易政策进行适度的调控,政策的频繁调整代表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进而对微观企业的行为和决策产生了影响。我国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表明了我国以创新作为发展支持的决心。制造业在我国创新体系中处于非常核心的位置,制造业是提高创新能力的主战场,也是实体经济主体,肩负着推动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责任。所以,要想顺利实现创新驱动目标,就得牢牢把握好制造业创新这条主线,克服我国目前存在的短板及不足。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原因和机制进行研究和考察,以推进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显得尤其的重要和急迫。本文首先对已有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进出口二元边际、企业生产率以及产品的利润率等方面,对于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方法也大多因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方法的限制,集中在以中国入世为背景利用DID倍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现有文献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多聚焦在内部管理和财务特征上,宏观上多数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考察,从贸易政策角度的研究还非常少。其次,本文引入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理论,然后根据所提出的理论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是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的进行,给出了理论上的讲解,并以此提出了本文的假设。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基于企业产权性质、所处位置和所在行业的不同进行了理论上的异质性分析,并据此提出了本文第二层次上的假设。再次,本文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引入了测算方法,并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创新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自2008年以来我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2019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最高;在企业创新方面发现制造业上市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近几年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增速有所放缓,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点领域布局在全球专利占比不高,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对落后,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依然任重而道远。然后本文利用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7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以Huang和Luk（2019）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贸易政策的不确定会显著抑制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二,基于企业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制造业企业的抑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对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要比国有企业大;东部地区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会比中西部地区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强;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显著大于非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第三,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遭受到更强的融资约束以及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均会加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最后,在前文的理论结合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政府要尽力保持贸易政策的总体平稳性和连续性、加快和美方的交涉以减少贸易摩擦、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政策与更多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对金融市场进行完善等建议。企业要抓住时机善于利用国家提出的各种政策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灵活建立国内外营销渠道、防范企业的过度金融化等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一是从理论上扩展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以及企业创新的宏观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二是指标选取方面,不同于以往使用关税差额法,而是使用了文本提取法,选取了指标覆盖更广泛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更好地捕捉到国内外政治冲击和国际宏观环境波动,以此来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研究。三是在基础实证回归的分析基础之上,又引入了融资约束和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作为机制检验变量,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进一步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也因为考虑到时间有效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等情况,未能对更多的影响因素进行机制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