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至隋唐,中原王朝与游牧部族势力在洮州地域反复争夺,力图将洮州纳入自己的管辖体系中。安史之乱后,洮州地区为吐蕃所占据,藏传佛教也伴随吐蕃势力进入洮州,藏传佛教各教派先后在洮州地区发展传播,为洮州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的创建奠定了宗教背景。明初,鉴于洮州瞩目的战略地位,明廷主动调整和主导甘青土官体系,充分利用该地区笃信藏传佛教的特点,敕建了一批具有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藏传佛教寺院,并设僧纲制度羁縻边民。同时赋予洮州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僧纲统领部落和管理番人军队的双重权力,为藏传佛教寺庙颁发护敕,从而在法令层面保证了僧团的权益,维系和加强洮州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对明朝政治隶属关系。随着洮州社会发展的演进,明代洮州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僧纲逐渐发展成为僧职土司,成为洮州地方社会中特殊而具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单位。明朝对此采取“招番纳马”、“朝贡”、“优以贡利”等举措来管理洮州僧职土司,使得明代洮州家族性僧职土司成为约束番人、加强汉番往来及维护洮州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为清代洮州社会的治理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