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和成果,深刻影响着农村困难群众“挪穷窝”后的生存与发展。贵州省曾作为全国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把绝大多数处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困难群体搬离出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原居住地,通过政府主导下集中到城市或集镇等区域进行安置,从而实现物理空间转移,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并取得了卓越成效。但在物理空间的转移中也应注意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空降”城镇社区后,在城与乡的空间位移中经历着短时间或长时间的“剧痛”。在“后扶贫”时代,要真正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必须要挖掘移民在城镇空间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和实践逻辑,从而推动他们在移民社区实现高水平的社会适应。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并以个案研究为指导,结合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以社会空间理论为视角展开研究。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搬迁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变化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空间变迁的过程,它对移民的居住环境、生计方式和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特征等都产生了影响。易地扶贫搬迁通过迁移的形式来塑造移民的多维空间形态,重点在于解决移民的脱贫发展问题。本研究以遵义市S移民社区为个案,重点考察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社会空间中物理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和意义空间三个维度的适应状况。在政策驱动与现实需求的推动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上楼”后首先面临的是物理空间中生活条件和生存策略的适应。在生活条件适应方面,随着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室外空间的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移民也面临着室外空间从私有化转向公有化,居住条件标准化的适应问题,这影响了移民邻里关系的发展,也使得移民个体化的社会表达功能消失。同时,室内空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移民迁移以后,移民室内空间安全和卫生标准提高,房屋面积压缩,住宅空间自由度降低,家具功能城市化等塑造了移民生活的适应现状。在生存策略方面,搬迁移民现存在非农型生计和农业型生计的两种策略,外出务工仍然是移民主要的生计来源。社会关系空间主要体现的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人际关系和社区参与的适应。移民通过搬迁撕裂了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移民虽然已经离乡,但仍有很多人际关系依附在乡村社会。移民面临着原有亲缘关系的削弱与维系、地缘关系的疏远与“夹生”以及城镇社会中业缘关系的建立等问题。同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区参与也需要适应空间治理主体的重建、参与途径多样的变化,移民在社区参与中存在社区参与主体不均衡、社区参与浅层化等现实困境。意义空间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文化观念和主观心理层面的适应。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物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变化的推动下,意义空间也面临重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文化观念中需要适应风俗习惯、生育观念和教育观念的变化,在主观心理的适应过程中也面临着无形的心理界限明显和个体认同模糊的困境。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首先,空间位移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脱贫的一项治理实践;其次,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具有多元主体性与动态性;最后是空间的多维性与社会适应的多层次存在内在契合。因此,研究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在提高移民社会适应水平方面的有效举措,在更大范围内提升移民在城镇生活的适应水平,包括健全后续扶持政策防止空间贫困陷阱、扩展公共活动空间减少移民社会交往区隔和积极发展空间文化增强移民文化心理认同等,从而真正实现移民市民化,促进空间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