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在看待史家素养这一问题时颇有见地。史家素养在中国史学理论中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关乎全局的因素。史家心术不端,则治学的根基不稳。在刘知几的发展和章学诚的完善下,史家素养理论形成了一个涵盖“史家四长”的完整体系。本人通读在大陆最新整理出版的史料《顾颉刚书信集》,发现顾颉刚对史家素养问题有自己的时代新解。首先,顾颉刚在和胡适的通信中主张史家要有疑古精神,能发现问题;和钱玄同通信时指出史家不应迷信古人,要有破除陈腐的勇气;和傅斯年等人通信时建议史家使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考证古史,促进中学与西学互动。其次,顾颉刚在和钱穆的通信中主张史家提携后学,为史学界培育人才;和白寿彝通信时建议史家因材施教,给予不同青年学人具体的指导;和童书业等人通信时指出史家要有容纳不同学术观点的气量。最后,顾颉刚在和杨向奎的通信中号召史家要承担社会责任,在国难当头之际救国救亡;和家人通信时主张史家传播通俗历史读物,激发国民的民族情感和御侮意识,并把史学通俗化工作作为终身的事业。纵观顾颉刚对史家素养的看法,与前人和同代人都有所不同。他继承了前人的史家素养理论,又发展和重视史家的角色意识;与同代人相比,他主张史家要敢于疑古并远离政界的声音振聋发聩,自身却因眼界有限而对西方史学理论了解不深。顾颉刚对史家素养的看法,既有闪光点,又有缺憾,这与他的性格、学术造诣、地缘因素、时代环境都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