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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下降,实体经济面临着产能过剩、成本上升、需求减少等问题,使得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金融领域,产生了企业金融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也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在经济下行时期,由于政策制定者改变现有经济政策的政治成本更低、短期收效更显著,政府更倾向性与出台新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这种不确定性在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加频繁有效,根据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远超欧美等发达国家。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市场难以对未来形成稳定准确的预期,进而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已有大量文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而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企业进行大量的金融投资形成了企业金融化的趋势。所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必然也会对企业的金融投资和企业金融化产生影响。
为探讨此问题,本文首先分别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领域和企业金融化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寻找研究的切入点与方法。之后以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提出研究假设。在对假设进行检验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利用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使用金融资产持有率和金融投资率作为度量企业金融化的指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的上升会促进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本文进一步通过将金融资产持有划分为长期和短期,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增加对短期金融资产的投资,减少对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再对企业的异质性进行检验中,加入了企业性质和机构持股比例两个虚拟变量,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更明显,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和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更明显。通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交乘项,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机制中,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现金流波动进而影响企业金融化。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更换关键指标变量、进行行业聚类、缩小样本量后,结论仍然成立,而且发现制造业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更加敏感。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文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方面,政府应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与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沟通,同时应积极开拓融资渠道,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应制定长期的发展目标,通过科技创新等方式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减少短视的投机行为,同时可以在股权结构中适当引入机构投资者。
为探讨此问题,本文首先分别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领域和企业金融化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寻找研究的切入点与方法。之后以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提出研究假设。在对假设进行检验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利用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使用金融资产持有率和金融投资率作为度量企业金融化的指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的上升会促进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本文进一步通过将金融资产持有划分为长期和短期,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增加对短期金融资产的投资,减少对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再对企业的异质性进行检验中,加入了企业性质和机构持股比例两个虚拟变量,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更明显,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和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更明显。通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交乘项,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机制中,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现金流波动进而影响企业金融化。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更换关键指标变量、进行行业聚类、缩小样本量后,结论仍然成立,而且发现制造业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更加敏感。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文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方面,政府应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与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沟通,同时应积极开拓融资渠道,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应制定长期的发展目标,通过科技创新等方式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减少短视的投机行为,同时可以在股权结构中适当引入机构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