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在其小说《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创造了一个生态末日背景下的宗教极权社会,用文学的猜想对某种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时隔33年,阿特伍德再次为其撰写续篇The Testaments,其内容不但是基列国下一代故事的延续,也与《使女的故事》一书中的很多情节相互呼应,此书的出版再次为阿特伍德及《使女的故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路。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阿特伍德一直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的“政治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这种“政治性”思考的核心意图便是通过小说对人与权力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探讨及反思。对身体问题的关注无疑是阿特伍德小说创作政治性研究的有效路径之一,借小说中主人公基列使女奥芙弗雷德的身体感受,阿特伍德串联起了整个权力社会网络的运作逻辑,可以说,在小说中权力政治与人的关联正是通过对身体的“政治性书写”完成的。本论文旨在以福柯的身体和权力理论及其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为切入点,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及其续篇The Testaments中的“身体政治”进行深入探究,并由此发掘阿特伍德小说创作中“政治性思考”的深刻内涵及其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关切。本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的论述集中于对小说中宗教极权社会中的“身体政治”进行说明,重点分析了基列政权是如何通过对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与“救赎”两个关键概念的改造及利用,而使身体不得不成为权力政治的对象和目标——“原罪”不再是指向灵魂的审判,而是对于身体欲望及人的主体性的彻底否定,身体本身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权力政治更是可以毫无顾忌地介入身体,在此基础上,以上帝之名的一整套“救赎计划”本质上则是针对身体的全方位的规训制度,上帝与《圣经》的无处不在,隐喻着权力政治对于生活细致入微地渗透与控制,身体不但处于权力政治建构的监狱之中,其本身也变得陌生化,成为了一座隔离、监视和囚禁自我的监狱。第二章的论述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了小说里生态末日背景中身体的“生存”与“毁灭”。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生命权力”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力,亦是“身体政治”背后核心的动力机制。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实现人类身体的生育和繁衍,基列政权对人口的干预成为社会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那些政治共同体之外的“身体零余者”们被无情地抛弃和改造,而具有生育能力的身体直接成为一种“国有资源”,并通过医学科技等一系列生命治理手段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神圣授精仪式”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小说中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在“性的身体”上的融合,完整地展现出人类生命如何被纳入政治乌托邦中进行精准地筛选、计算与操控,以身体为基础的生命彻底成为国家机器中的生育零件。第三章则聚焦于小说中“身体”的“反政治性”,借助身体书写,阿特伍德勇敢地戳破了权力政治的谎言与无能,对于神圣身体的亵渎本质上是人们逃离意识的萌生,而对基列政权生命政治谎言的揭示则更是显示逃离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最终妮可姐妹的成功逃离,是一场有计划的复仇,也见证着一种主体性的胜利,被权力政治“书写”后的身体以及被操纵的生命通过重建与身体的联系,向内发掘身体的力量,同样可以实现对权力网络的突破以及边缘向中心的生存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