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S协议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最低标准”，开启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大门。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对“TRIPS协议”并不满足，不再将最大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点放在实体规则上而是转向强化执法措施方面。终于，经过两年多的“俱乐部”式的秘密谈判后，《反假冒贸易协定》应运而生。从最终的文本来看，其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知识产权的执法措施方面，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笔者主要运用比较研究和归纳总结的方法，首先通过国际条约之间相关执法措施的对比，发现ACTA民事执法中严厉的赔偿额计算方法以及禁令对象的扩大更加注重保护权利持有人的利益；边境执法中对执法对象过于严苛，增加了货物被查的风险；刑事执法中“商业规模”的界定，降低了知识产权形式保护的“门槛”；数字环境下的完全“超TRIPS”标准更是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比较分析后对ACTA相关执法措施了解的基础上，评估出这些执法措施的变化对我国可能带来的现实影响。最后，提出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标准下，我国应该内外兼修，不仅要联合其他国家反击ACTA执法措施的违规性，还要努力提高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