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合同属于服务类合同,因其标的“处理事务”的范围较广,而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十分宽泛。我国合同法分则规定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该条文内容较为原则化,不具有可操作性。这导致实务中争议频发,也引发理论界有关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讨论。为了能够合理解决因行使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引发的争议,于《民法典(草案)》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修改了合同法410条的条文内容。《民法典(草案)》第716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可以获得的利益。”从修订后的条文第一句来看,行使任意解除权仍无须区分委托合同有偿、无偿,且此种行使没有任何限制;从该条文的第二句来看,委托合同类型不同,行使任意解除权一方需要承担的损害赔偿范围也不相同。新修改的条文并未完全涵盖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并且条文中有关行使任意解除权后承担损失的新规定仍存在争议。因此,继续研究并分析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各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中通过引入委托合同被任意解除的相关案例,论述委托合同的基本概念及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相关基本原理,由此提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一为是否应当限制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行使问题,二为当事人于合同条款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的效力问题;三为有偿委托被任意解除后解除方赔偿损失的范围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论证是否应当限制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结合不同的委托合同类型进行讨论。无偿委托中,基于无偿性及特殊信赖关系,委托合同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因此不应当限制。对于含有受托人利益的无偿委托合同,基于利益格局考虑,即使存在受托人利益,委托人利益仍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不应限制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受托人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因此也不应限制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有偿委托中,出于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及对合同法立法体系协调一致的考虑,委托人和受托人均应享有任意解除权。第三部分探讨当事人于合同条款中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行使的效力问题。通过梳理现有学说,不难发现争议的焦点在于任意解除权规范的性质。合同法规定的多为任意性规范,遵循“法律规范有疑义从任意”的规则,笔者从任意规范的实质识别方法及功能,认定任意解除权属于任意性规范,且为补充性任意规范。因此,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可以约定排除,但具有情事等事由,委托合同当事人仍可行使任意解除权。第四部分讨论有偿委托被任意解除后解除方赔偿损失的范围问题。笔者认为有偿委托合同任意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范围应当纳入可得利益,首先,行使任意解除权对于相对方而言具有根本违约的特征。其次,可得利益作为解约成本,有利于限制任意解除权滥用的情形。出于利益衡平和市场资源配置的考虑,可得利益可使合同当事人避免陷入合同僵化。为了增加可得利益赔偿的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应当降低可得利益的证明标准。主张可得利益一方只需证明可得利益损失客观存在,而无需证明具体可得利益数额,此项任务应当由法院自由裁量。同时,应当适当性倒置可得利益的举证责任,具体做法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