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引起了全国广泛的关注,其中华为、TCL、京东等大企业纷纷掀起了签订“廉洁协议”“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热潮。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商业贿赂现象也愈演愈烈,交易双方运用商业贿赂手段谋取优势地位现象屡见不鲜。党中央正在不断号召各单位抵制商业贿赂,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廉洁违约金条款作为一种新型救济手段广泛适用于各种商事活动。针对廉洁违约金条款的效力,法院态度不一,“同案不同判”十分普遍。这导致惩罚性违约金防范商业贿赂的功能大打折扣,同时损害了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又浪费了有限司法资源、影响了司法权威。加快惩罚性违约金制度的完善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我国国情及廉洁条款实施的法律环境来看,廉洁违约金的效力还面临诸多质疑与挑战,在此情况下,能否为日益严重的商业贿赂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这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笔者借助司法实务中的52个案例进行梳理,以典型案例晶科案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了主要代表国家对惩罚性违约金持有的不同态度,研究分析法院认定廉洁违约金条款效力的依据与做法。在对司法案例进行整理后可以发现,法院最终支持或部分支持(经过调整但仍能体现惩罚性)廉洁违约金条款的案例并不在少数,但调整的具体数额相异,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则。经过分析案例并结合当前的合同法理论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违约金的惩罚性是合法合理的,在界定标准上,违约方在赔偿实际损失外,另行支付的违约金为惩罚性违约金;在探讨是否应支持惩罚性违约金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支持惩罚性违约金对于防范商业贿赂、实现违约金的惩罚功能具有积极意义,这也充分展现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公平正义与诚实信用原则,对于维护合同稳定、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建设作用;惩罚性违约金的具体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可以适用于所有违约场合,为了防止其被滥用,可以适当的限制具体适用条件;对惩罚性违约金的上限,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具体的数额调整根据收益成本分析,并结合案件的不同情况而不拘泥于单一标准,对于实际损失无法量化的情形,法院也应肯定惩罚性违约金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