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精神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迫切要求企业积极转变发展动能,提高自主研发创新能力。我国政府制定了许多鼓励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该项政策从1991年开始实施,分别于2008年和2016年进行修订。通过高新资质认定的企业能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还会享受到各地方政府给予的创新补贴等。政策的出台引发了企业认定的热潮,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对于创新有正向意义。然而,根据新闻媒体的报导,“伪高新”企业层出不穷,这提醒了我们在政策的认定及实施过程中还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伪高新”企业的存在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占用大量的资源,使得真正创新的企业未享受到应有的政策红利,还会扰乱社会秩序,严重拖累我国迈向科技强国的步伐。以操纵手段获得高新认定的企业,在获得高新认定政策给予的资金、资源等产业支持后,并没有动力进行持续的创新投入,仅仅将研发支出比例维持在高新认定政策规定的门槛附近以通过复审,继续享受政策红利。这些企业的企业价值是否会因为研发操纵下降呢?融资约束作为调节变量在研发操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有什么作用呢?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优化我国资源配置,降低研发操纵的消极影响。本文采用沪深2008-2020年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作为样本,梳理了研发操纵、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研发操纵对企业价值的抑制效应,并引入调节变量融资约束。主要研究结论包括四点:（1）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比的分配在规定门槛附近并不连续,这也证明了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存在;（2）减税激励越强公司研发操纵越显著,具体而言研发操纵现象在高管薪酬更低、税收征管强度更弱的公司中比较突出;（3）不考虑调节变量,研发操纵会抑制企业价值;（4）当引入调节变量融资约束后,融资约束会负向调节研发操纵对企业价值的抑制作用。当融资约束低于特定值时,研发操纵对企业价值的边际作用是负向的,但这种负向边际作用随着融资约束强度的增加逐渐变小,由负转为正。说明只有融资约束足够大,研发操纵获得的税收优惠现金流才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根据以上实证结果,本文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提出政策意见:（1）政策制定者应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条件,从多角度、多维度分析企业创新能力,避免单一的门槛式认定。（2）应规范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政策的实施过程,例如采用实地考察替代单一材料审核、提升审核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修养,并加强后续监督。（3）拓宽上市公司融资渠道,加强银行与券商等金融机构的合作,落实对企业融资的支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