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文学中,也许对很多人来说翻译并未占主要地位。当外来文学大规模介入一国文学时,往往译自重要原语的那一部分翻译文学才占据中心位置,而非全部文学占同等地位。有时,翻译文学会处于次要或边缘的地位。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中的各个系统决定。什么会被翻译出来,则决定于译入语文化所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它所需要的;怎样去进行翻译,什么应该保留,什么应该删除,也决定于译入语文化中的一些常规。既然翻译活动是由译入语文化中的各个系统所决定,那么翻译就不再是其性质和界限一经确定就不再变化的事物,而是依赖于一定文化系统中各种关系的一种活动。重庆抗战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十分活跃与繁荣。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被许多专业或业余翻译家翻译并介绍给国统区的读者们。据有关资料统计得到,整个抗战时期的文学翻译作品具有数量大,内容广泛,体裁多样等特点。本文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选择重庆抗战时期的两年(1943—1945年)作为时间段,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为例,从社团因素入手研究文学社团中的文学翻译活动。“文协”作为全国性的抗战文艺统一组织,吸引了文化界许多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包括许多著名的翻译工作者。他们热心积极地为“文协”添砖加瓦。据相关数据统计,从1943—1945年,由“文协”译者在报刊、期刊、杂志上登载或出版的外国译作就有196部,“文协”总会会刊《抗战文艺》就发表了15篇译文,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小说、戏剧、日记、诗歌、童话、作家与作品研究评论等,体裁各异,内容丰富。这段时期与抗战初期不同,作为国统区的重庆,抗战运动更为深入。在抗战初期,主要是动员人民群众为国家独立而战,而后期的国统区文艺运动,包括“文协”的文学翻译活动在内,在思想内容,题材上更为广泛,艺术提高也在向深入方向发展。可是,对于抗战时期的重庆翻译活动研究还未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开展。本论文首次从期刊杂志,报纸以及出版社等方面,以1943—1945年重庆“文协”文学翻译活动为例,对重庆文艺社团中的文学翻译活动展开研究。本论文包括六章。第一章,回顾重庆抗战时期文学活动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提出本文的设想,阐明本文所用的翻译理论(即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与创新之处。第二章,简要介绍“文协”及其丰富活跃的文学翻译活动。第三章和第四章则分别从杂志、报纸的角度,运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考察“文协”的翻译家们如何开展其翻译活动,如何在意识形态、赞助者、流行诗学中作出妥协。并分别加之以文本分析。同时,也可看到不同政治立场的刊物对译者翻译活动所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三章,在杂志方面,以国民党创办的《文艺先锋》和在其上登载的一具体译本为例。第四章,在报纸方面,以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和其上登载的一具体译本为例。第五章,从“文协”的文人及其译者独立创办的杂志、出版社方面展现其丰富多样的文学翻译活动,讨论在出版商与译者身份兼具时,社团的翻译所具有的特点,以及“文协”的进步文人给译者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启发,并加之以一具体译本分析。第六章,全文总结,指出本论文的局限性和可供日后研究的问题。本论文的意义及创新之处:第一,这是迄今为止第一篇从社团角度讨论、研究重庆抗战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论文。第二,把文化翻译研究理论与地方特定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相结合,结合文本内外因素讨论地方特色的翻译资源,启示更多的人从事重庆抗战翻译资源的研究。第三,研究和考察抗战时期重庆社团文学翻译活动,填补我国学术界与翻译界对抗战时期翻译资源研究的一个空缺。第四,用翻译研究实践去检验与完善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第五,纪念和感谢那些曾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对翻译文学、文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们。第六,激发现代社会人们的爱国情操,坚决与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敌对分子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