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术是淮南学派与董仲舒共用的观念话语,通过道术来表达各自对理想秩序的理解,解决个人存在在世界中的安置问题。他们都以道、术分离作为基本的思想框架,以道为思想体系的根基,整合文化资源,重新塑造时代精神。淮南学派中的人员构成复杂,既有诸子流派的后学而又方士云集,思想来源多元,但主体思想则是承续老庄,尤其是庄子学说占据着支配地位,也因此其道术观把对个人的关注放在根本的位置。分析淮南学派话语中道与术的用例,淮南学派中道、术的含义混杂,一方面承继旧的含义,一方面形成具有完整结构的道术观。通过体用、本末、作用主体、作用对象、作用方式以及以性为中介等角度分析,道与术彰显着清晰的区别,道以生和施的方式处理天人之间的垂直关系,术以因应的方式处理物我之间的平面关系,前者主体是道,后者主体是人,淮南学派的道、术落脚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淮南学派当中的方士活动,使得术的意涵扩展,术的理路从由道到术的由内向外的单向路径增加由外向内的修炼路径而成为双向路径,面对人间事务时强调的是术的应用,面对永恒的大道时,强调的是缘术以致道的修炼。董仲舒承续儒家文化传统,对其余各家有明显的排斥,通过以元正天的思路,赋予天以道德理性,结合传统中天的神圣性,以神圣的天来作为道的合理性依据,把自然伦理化,使天道与人道实际上统一于仁义之道,仁义的落实为礼,礼即为道。而成德需要天地人三者的共同作用,天地对人的作用止于天性,人事不受天地的决定,人文化成的理想实现需要教化,教化之道即是仁义之道。唯一能够贯通天地人的是王,所以王成为教化的主体,人道的理想落脚成了王道教化,天人物我的关系都统归于王来支配,只不过是对王道进行了儒家化的礼义规范。周代以来的传统强调德的重要性,儒家把德诠释为仁义,董氏以德性作为道、术区分的尺度,道的价值层次高于术,这样的以道统术的观念在董氏的诠释中成为以礼统术。淮南学派与董仲舒的道术观分别代表着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理路,反映着汉代中国文化的分流,淮南学派道术观所代表的道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逐中失败,从而进入民间,与民间方术结合,在道教的产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民间的宗教信仰注入了新的元素,而董仲舒道术观所代表的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权力结合,影响了中国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