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日译本作为在日本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不可忽略的中国经典的译本,受到国内和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论语》作为中国的典籍,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翻译。翻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当今的翻译研究已开始不仅仅局限于字词、句段的翻译研究,而更多的向文化翻译学方向发展。本研究对江户至明治时期的《论语》日译本中,标注形式、使用注释以及《论语》第一章的字词的训读方法进行分析后,发现了如下变化:(1)明治时期出现了大量使用片假名进行全文标注的译本;(2)明治时期虽然出现了很多基于《论语》文本的阐释译本,但基于朱子集注进行的注释译本仍然占到了大多数;(3)明治时期对于《论语》的训读中出现了更加接近原文的训读方法。同时,本研究在以上发现的基础上,援用勒菲弗尔的翻译研究理论,提出了适用于政治文本的翻译的理论框架。本理论框架认为,政治文本的翻译主要受到了三个要素的影响:(1)国家权力机关;(2)与政府相对抗的民间势力;(3)前述两种势力的强弱关系。本框架与勒菲佛尔的理论的区别为:(1)勒菲佛尔的理论是基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而得出的,并不适用于政治文本的翻译。本框架是在分析了政治文本的翻译后得出的,适用于解释政治文本的翻译;(2)勒菲佛尔的理论中,文学作品的翻译者、评论家等处于翻译的中心位置,对翻译起决定性作用。本框架认为,政治文本翻译的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以及与其对抗的民间势力,这二者的强弱关系决定的。运用本框架对江户至明治时期的《论语》日译本的特征进行考察,可得出如下结论:(1)明治时期,国家权力机关振兴教育,为了使广大民众也能理解儒学经典的内容,使用片假名对全文进行标识的译本增多。同时,权力机关视朱子学为“正学”,因此,明治时期的译本中,使用朱熹注释的版本占了大多数。(2)德川幕府末期,民间各种思想流派兴盛,形成了与政府对抗的势力。该势力批判朱子学,主张回归原典,因此,明治时期出现了不基于何晏、朱熹的注解版本。同时,出现了更加接近原典的训读方法。(3)前述两股势力存在强弱差异。政府作为社会全体意识形态的掌控者,较新兴民间势力更为强势。因此,明治时期,基于朱熹注释的版本仍然居多;采用更加接近原典的训读方法的版本仍占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