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科学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主要集中指出：中国科学教育以知识为本位，忽略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从科学教育内部看，这种批评指出的问题由来已久，然而随着中国科学教育改革的推进，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面对这一现象，思考的路向无非有以下三种：或者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欠妥当；或者提问方式本身存在问题。无论哪种情况，都以搞清楚中国科学教育独特的发展历程为前提。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以中西文化的冲突为背景，力图揭示文化、科学与科学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产生的根源、呈现出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当代中国科学教育改革的对策。 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萌发于19世纪末。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西器物文化冲突突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的第一次交锋，达成了妥协——“中体西用”，即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人文价值与近代科学文化的工具理性价值相调和。中国在被动中不得不寻求改变。晚清政府首先办起了洋务学堂，随后出现了以变通书院、开设各级各类学堂，增加西学课程为内容的教育改革运动。近代科学教育的萌芽包含于技术教育(矿物、电务、汽机等)之中在中国起步。 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以实用为特征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第一，中华民族在西方先进的枪炮威胁下，面临存亡危机，亟需在器物层面上赶上西方；第二，由于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不了解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及其带来的巨大进步，无法准确把握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内涵；第三，传统文化势力异常强大，大国意识与追赶心理共存，无法准确把握自身文化中的问题；第四，中国教育传统具有实用理性特征，社会功能异常突出，强调教育为社会选拔少数专门人才。第五，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具有“技艺和玄学两极对立”的特征。而在这一阶段，教会学校的科学教育，因为直接来源于西方文化，具有与洋务学堂科学教育截然不同的目的、内容和形式，成为中国了解西方科学教育的一个窗口。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晚清统治者希望通过洋务运动来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想法彻底破灭，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大限度、更大范围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中西文化冲突由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中体西用，修修补补式的教育思想行不通了。沿用了1300多年，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科举制度，也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最终被取消。在维新人士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系统的普通科学教育制度建立了起来。但是中国普通科学教育自诞生起就面临困境。首先，制度文化冲突虽然触及了民族心理文化，但是这种冲突并没有被立即引向深入，在强大的中国文化惯性作用下，制度文化冲突与器物文化冲突的结果一样，达成了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妥协。这次西方近代科学的对应物由“技艺”变成了“实学”。其次，在科学的本质精神尚未建立，科学教育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科学教育受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学教育的质量，限制了普通科学教育精神的养成。 民国中后期的科学教育，由1 922年学制开启，逐步走上一条逐渐加强的道路。在小学阶段，科学教育的起始年级，由原先的5年级下移到1年级。随着中学修业年限的增加，主要由中学阶段承担的科学教育，变得更为完整和系统。外国高水平教育专家频繁介入中国科学教育改革，改变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模式。随着中国科学文化的初步兴起，科学教育受到的社会关注和支持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科学教育的稳步发展。从内部文化发展的线索看，这一阶段的文化冲突深入到了民族心理层面。更具启蒙色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科学”大旗。“科玄论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一脉相承，它们对于科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科学，科学精神首先是科学本身的需要，至于其对社会的作用，应该是另一层面的事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一下子将科学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科学反而因为缺乏具体科学结构的支撑而不能正常发展。“科学”对“玄学”的挑战是获得了胜利，但是，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技艺和玄学两极对立”的影响下，科学同时也具有了玄学的特征，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先验、绝对正确而不容质疑的，这与科学本身的精神背道而驰了。 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1949一1957年主要以前苏联经验为蓝本，迅速建立起了一套以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为核心，重点学校为支撑，涉及学生面更广的教育体系。由于几乎是不加批判和阻碍，全方位输入前苏联的科学教育文化，中西文化冲突被遮蔽了。在其影响下，与民国后期相比，小学科学教育明显削弱，中学科学教育基本相当。在1958年之后，中国脱离了前苏联的领导，独立摸索发展的道路。中西文化冲突得到反弹，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点。科学又重新回到了“技艺”层面，科学教育成为了应用技艺教育的附属品。以政治过多干涉教育的做法，使得中国科学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改革开放后，社会建设百废待兴。在教育领域，深受前苏联影响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