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企事业单位是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一类主体,其信息是否公开透明关系着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19年进行了重大修订,自此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立法定位从“基于知情权”转向“行政监管措施”,以新定位为切入视角,探究该制度的具体样态和固有缺陷,促进其完善健全,即为本文的写作目的。全文除引言部分和结语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并阐明了其不同立法定位的理论基础及制度转折的积极意义。以《条例》的制定和修订为线索,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经历了从“办事公开（事务公开）”到“参照条例”再到“行政监管措施”三个发展阶段。在《条例》制定之初,立法者通过“参照”规定,将公共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置于同一套制度架构之下,这套架构最初基于知情权设立。但由于参照规定的种种缺陷,立法者最终调整了该制度的立法定位,将信息公开作为监管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工具。这一变动将产生显著的积极意义:顺应行政体制改革方向、改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效果、满足社会公众需求、提升监督效能。第二部分介绍了行政监管措施定位下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的主要内容。在主体认定方面,现有规范确立了一条形式化的主体认定路径,寄希望于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列明义务主体的范围来对其实施监管,同时也划定了义务主体的重点范围。在制度功能方面,体现为加强对公共企事业单位的监督管理,提升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水平,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在公开范围方面,采取了同主体认定同样的立法思路,将决定权全部交予国务院主管部门,但又划定了确定了部分重点信息。在公开方式方面,确立了“以主动公开为原则,依申请公开为例外”的适用原则,同时要求设置信息公开咨询窗口。在救济路径方面,取消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明确申诉为主要的救济方式。在责任追究方面,明确了应当设置相应的责任条款,同时以责令改正、行政处罚等方式强化责任落实。第三部分分析了新定位下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的缺陷。具体而言,这些缺陷体现为:义务主体的实质性识别标准尚未确立;不予公开信息的界限不明;现有公开方式不利于公众权益保障;申诉救济规则完整度欠缺;行政机关监管责任有待加强等。第四部分以前述问题为导向,探讨如何完善新定位下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具体的改进措施如下:借鉴域外国家经验,建立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双层次主体识别标准;统一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协调信息公开与其他利益的冲突,明确非公共信息可免于公开;提高主动公开方式的公众参与度;完善申诉救济规则;强化行政机关监管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