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自梁启超首译拜伦的《哀希腊》以来，他的诗歌及其独特的个性得到许多中国译者的青睐。虽然拜伦诗歌翻译的研究性文章不胜枚举，但是他们多局限于清末民初阶段而很少涉足五四前后。而且，很少有人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去进行拜伦诗歌翻译的研究。正如我们所知，安德烈·列菲威尔是翻译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改写和操纵文本以使其符合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目的。本文基于列菲威尔的翻译改写理论，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研究拜伦诗歌在中国1902年至1924年的译介。笔者将这一时间段分为两部分，以1917年新文学革命作为分水岭，分别探讨隐含的目的语意识形态及诗学对译者翻译实践的操纵。本文在引言部分引出了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及对拜伦诗歌翻译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一章，笔者概述了列菲威尔的翻译改写理论，界定了意识形态及诗学两大操纵因素及其与翻译的关联。第二、三章节为本文的主体部分，从改写理论视角分别分析了拜伦诗歌在清末民初（1902-1917）及五四前后（1917-1924）两个阶段的译介情况。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列菲威尔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这两大操纵因素操纵着拜伦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也就是说，译者根据当下下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对拜伦诗歌进行了改写，这也再次证明了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