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经济网络中心位置的经济后果研究--基于资产价格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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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公司之间以及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使得风险、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和资产价格的演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标准资产价格决定理论忽视了资产、投资者之间的互相关联和互相作用,而网络分析工具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社会和经济网络视角下,各个市场参与主体(节点)的异质性已不再仅由自身孤立的经济属性决定,还受到自身网络位置中心程度——与其他各个参与主体之间连接关系的多寡、强弱以及方式——的影响。基于经济网络形式的多样化、网络中连接方式的复杂性,不同节点的网络位置千差万别,在风险传染和信息传递过程的作用也显著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作用日益重要、国内市场参与主体差异显著、各市场参与主体关联紧密的泱泱大国,更加不能忽视不同网络位置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然而,由于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与内生性,识别节点网络位置的异质性作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研究网络中节点位置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与理论意义。
  本论文以资产价格为切入点,选取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羊群交易这三个资产定价领域的重要设定,通过对多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网络(包括行业间投入产出生产网络、机构投资者间关系网络、基金同事关系网络)进行挖掘,识别了在社会经济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节点在风险、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异质性作用,以及这种异质性作用如何影响资产价格这一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节点在经济网络中的位置越中心,即与更多的节点产生网络连接关系、与其他节点在网络中的距离越接近或连接的节点更为中心时,节点的“权势”就越大。具体机制可以概括为:第一,中心的节点可以更有效地联系到其他节点,因此,对风险的敞口更大,信息获取成本也更低;第二,丰富的网络关系为中心节点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使得中心节点面临的限制和转换成本更低,因此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这在现实中体现为更强的合作共谋能力以及风险吸收能力。依靠这两方面的“权势”,中心节点在风险传染、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显著不同于边缘节点,投资回报率也更高。因此,社会和经济网络中代表性公司互联性、投资者互联性为风险、信息的传递提供了渠道,对资产价格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
  从外部性角度,本文基于1995-2011年40个国家35个行业构建的投入产出生产网络,通过手工收集的733个外生的行业冲击事件,探索性地从实体经济角度识别经济网络中的风险传染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平均而言,行业风险可以在投入产出网络中自上而下传递3阶之远;第二,中心位置的行业相较于边缘位置的行业有更高的风险吸收能力。本文继而通过多部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从资产定价角度挖掘行业中心程度与对系统性风险的总敞口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2002-2010年行业投入产出数据加以验证。经研究发现,风险传染效应可以形成不可分散的系统性风险,而行业中心性与随机贴现因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行业中心性构建定价因子CMP,发现CMP因子可以作为新的资产定价因子。虽然高中心性行业可以部分地缓解自身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处于中心位置的行业对系统性风险的总敞口也越大,因此股票回报率越高。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本文利用中国混合拍卖式IPO制度下的询价数据(2010年11月1日-2012年4月28日),基于是否共同参与IPO询价构建出机构投资者间询价关系网络,研究不同位置的投资者在拍卖式IPO中的异质性行为和投资回报。研究发现询价机构中心程度越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就越强,这表现在:第一,询价机构的中心性越高,即参与此次IPO询价的“伙伴”询价机构越多,询价机构越有可能参与此次IPO,降低拍卖式IPO中“参与询价群体的不确定性”这一问题;第二,询价对象中心性越高,搭便车报价的概率越低,说明信息共享可以提高信息准确度,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第三,询价机构的中心性越高,报价准确度(相较于发行价格)越高,说明关系网络中存在信息共享、合作报价的可能。进一步考察发现,询价对象间网络结构越密集,IPO首日回报率越高,说明机构投资者间询价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效应并没有提高IPO定价准确程度,而是提供了合作压低报价的渠道。
  最后,从羊群交易角度,本文基于2006-2018年开放式基金数据和基金同事关系网络,研究基金中心性与基金投资行为和基金业绩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基金的中心性越高,投资策略的差异性越弱,与其他基金的投资组合相似程度、抱团持股程度越高,因此存在羊群交易效应;第二,基金中心性越高,择时能力、择股能力也越好;第三,基金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越中心,基金超额回报率越高,“抱团”可以“取暖”。此外,相比于基金家族外部形成的关系,基金业绩更容易受到内部关系的影响,基金同事关系网络具有“亲疏有别”的特征。
  本文结论对研究经济网络中市场参与主体的异质性和互联性、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加强对系统重要性行业的识别与监管、优化IPO制度设计、促进资本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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