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为了更好地进行经营管理,用人单位主张其享有知情权,认为其有必要获知劳动者的相关信息。从招聘开始,用人单位就通过简历、应聘表、询问、调查等方式收集其认为重要的劳动者个人信息。正式确立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更是加强对劳动者的监督,采取在工作场所进行监视、对劳动者网络行为进行监控、搜查、强制体检等多种方式来搜集劳动者信息。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更是用人单位的福音,它使信息获取变得十分迅速而隐秘。而劳动者,作为信息被收集的一方,则感到不安和受限,针对用人单位的知情权,他们主张自己享有隐私权。劳动者认为,即使在劳动关系中,其也有想要隐瞒的私人事务,也应当享有适当的私人空间,有权在一个自由、宽松、被尊重和信任的环境中工作,用人单位未经其允许,不得侵扰其隐私。双方的主张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劳动者隐私权和用人单位知情权均具备正当性基础,都应得到认可和保护。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矛盾与对立,他们都注重自己权利的主张和行使,往往忽视另一方的权利,再加上我国法律在这一方面的立法接近空白,这就容易导致在行权时越过权利边界,各自滥用权利,产生权利冲突。当权利产生冲突时,首先要有权利应受平等保护的意识,然后应尽力协调。所谓权利协调实际就是对一种权利既保护又限制,在冲突的权利之间划定一个界限,要求每种权利都在各自的范围内行使,不能超过合理限度,这样权利间才能相安无事。因此,平衡劳动者隐私权和用人单位知情权冲突的关键在于在承认其权利受保护的同时设定其权利行使所应受的限制,为这两种权利设定各自的行权范围。这需要通过立法进行规制,由法律事先明确权利边界。而在司法实践当中,有时法律规定不明,那就应考虑以利益衡量原则来平衡劳动者隐私权与用人单位知情权的冲突。欧盟和美国在这一冲突方面的规制较为完善,比较好地平衡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借鉴欧盟和美国的做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首先构建一个由法律规制、行业自律和合意自治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冲突平衡框架,再在此框架中设计具体规则,在规则设计时需认真进行权利协调,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冲突平衡方案。在冲突平衡框架中,法律规制是根本与核心,是解决权利冲突的必经之路,而行业自律和合意自治一方面需要法律规制的保障才能发挥应有效果,另一方面则对法律规制起良好的补充作用。至于该冲突平衡框架中的具体规则,则应尽可能的全面、详细,至少应包含正当性目的规则、告知规则、保密和妥善保存规则、允许查看更新和纠正的规则以及严格限制搜查的规则这五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