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　　 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三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万面。　　 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