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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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日韩关系大幅改善,形成了紧密的经贸联系与合作机制。之后的十年,中日、中韩乃至日韩关系都先后出现倒退,近年来才有所转圜。中日韩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着地区局势,更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对全球供应链的打击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呼声渐强。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经济的引擎,中日韩FTA的进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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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日韩关系大幅改善,形成了紧密的经贸联系与合作机制。之后的十年,中日、中韩乃至日韩关系都先后出现倒退,近年来才有所转圜。中日韩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着地区局势,更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对全球供应链的打击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呼声渐强。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经济的引擎,中日韩FTA的进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不过学界对于中日韩FTA问题来自现实主义的观察不多,相关研究大多从经济收益、商业自由主义等角度进行分析,未能构建出非经济因素影响中日韩FTA进程的机制。中日韩FTA为何历经多年也未能真正落实,反而被RCEP等经济合作机制超越值得研究。中日韩FTA进程之所以先快后慢,是因为战略信誉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政策选择。以往学者用政治互信对此加以指代,但政治互信有时是自变量有时又是因变量,不是稳定的中间变量。且战略信誉更能与权威、权力相联系,改善过往学界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现状。战略信誉是一国对不同对象国的首脑声明、经济协议、战争威胁等重大行为的履约程度,是其他国家对其进行身份判断的依据。战略信誉受一国对他国身份认知及自身战略信誉策略类型的影响。实行王道策略的国家对敌人/对手和盟友/伙伴的战略信誉高,实行霸道策略的国家对盟友/伙伴的战略信誉高,对敌人/对手的战略信誉低。战略信誉的高低将影响对他国的身份认知,战略信誉与身份认知呈互动关系。在中日韩FTA问题中,三国的战略信誉策略类型并未发生变化。历史因素、崛起困境因素及地缘战略因素直接影响着三国对彼此的身份认知,进而影响中日韩战略信誉。三国维持伙伴认知时的高战略信誉互动推进中日韩FTA进程,日韩受美国影响在安全领域威胁中国时,中国的应对使其与日韩的战略信誉迅速下降,产生战略信誉困境,严重阻碍了中日韩FTA发展。中日韩FTA中的战略信誉困境是指日韩视中国为对手后采取的低战略信誉行为引起中国反制后又强化其对华负面认知的困境。战略信誉困境通过影响首脑外交与敏感议题影响中日韩FTA进程。未来身份认知的变化与战略信誉的高低仍将持续影响中日韩FTA进展。中国在加强自身实力增长、维持王道策略时,也要谨慎进行应对,使冲突与分歧能够有效管控。日韩两国的盟友身份决定其在美国修改遏制中国的政策前,努力实现战略自主的效果有限。但日韩与美国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一致,如何借助RCEP将中日韩FTA打造成更高开放水平的FTA、维持三国间的伙伴认知考验各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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