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政府为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减轻工业生产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改善环境现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法律法规,并开始实施相关收费措施,同时也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监督,以督促企业履行环境责任。2021年5月24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深化环境信息披露改革,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环境保护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企业的环境损失成本、运营成本、政治成本等各方面都面临着上升压力,企业是否会为了对外释放“利好”消息或为了规避政治成本而“偏好”实施盈余管理行为,企业管理层又是否会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选择操纵盈余管理,而企业环境责任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探讨了环境政策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影响关系,并考虑了企业环境责任在这一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在环境政策、盈余管理以及企业环境责任方面的研究,分别从环境政策的主要类型和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盈余管理的手段、动机和影响因素以及企业环境责任对盈余管理的作用影响等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总结。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为理论依据,对环境政策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引入企业环境责任指标,构建了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应假设。实证分析方面,本文选取2011年-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地市级政府工作报告为基础构建环境政策指标,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并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环境政策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同时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企业环境责任在两者间发挥的间接效应。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产权性质及企业污染性对企业在环境政策方面的敏感性的影响。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政策对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发挥促进作用,无论是向上的盈余管理还是向下的盈余管理,都受到了环境政策的显著促进作用,且与具有普适性的政府环境关注度相比,具象化的环保措施对企业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2）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对环境政策的敏感性更高,更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达到自身目的;（3）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有更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规避或减轻政治成本压力,并且更愿意选择向下的盈余管理以隐藏自身利润,而非重污染企业则希望通过向上调节的盈余管理来展示良好的企业财务形象;（4）在环境政策影响下,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得到提高,且企业环境责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政策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需要加强政策制定和监管监督,采取强制性措施促使企业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引导企业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同时在环境政策方面也更应该采取激励性的政策促使企业积极自愿履行环境责任,以更好地实现绿色产能升级;对于企业来说,要加强内部控制,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同时也要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展示自身负责任企业的形象,以有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最后,对社会层面来说,要加强对企业的外部控制和监督,提高外部审计能力,发挥媒体舆论作用,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构建了环境政策、企业环境责任与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环境政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环境责任深入探讨其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效果,为环境政策背景下的企业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完善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同时,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完善了环境政策指标的构建,使得环境政策指标体系覆盖更全面,对环境政策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