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已经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生产要素。健康医疗数据是在人们疾病防治、健康管理等过程中产生的与健康医疗相关的数据。其共享一方面因其在医疗领域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具备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具备可行性。健康医疗数据的共享具有诸多现实意义,例如帮助患者改善就医体验、帮助医生提高诊疗效率与诊疗质量、为医疗机构及医联体进行医疗知识拓展赋能。医疗数据共享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可在当下,健康医疗数据的共享仍存在规制的空间。当前健康医疗数据共享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首先,健康医疗数据共享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各方的博弈使得难以平衡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的冲突。其次,由于大数据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健康医疗数据固有的特征,患者将会面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境与无间断的“知情——同意”的“轰炸”,传统模式的知情同意原则对数据主体的保护力度略显不足。第三,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权利配置尚未完成。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虽已经发展多年,但其应用于医疗领域仍属新兴事物,即便是处在健康医疗数据共享的链条上的各部分也并未对健康医疗数据的权属形成统一的意见。最后,由于健康医疗数据的潜在价值巨大,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加之缺乏足够的技术保护措施容易导致医疗机构自律水平不够高。此外,实际的健康医疗数据共享的管理十分粗犷,位阶较低且适用范围有限的相关规制和细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指引,而仅仅是从宏观的层面予以规制。同时,健康医疗数据的共享涉及到多个主体,监管机构众多。且由于技术壁垒的存在,监管机构间极易形成监管重叠或监管真空。这些都使得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安全难以有效保障。通过同GDPR及HIPAA的横向对比可以得出我国健康医疗数据共享的优化路径。我国应在现有的医疗数据权属学说上,对健康医疗数据的权利进行科学配置,以所有权及衍生权利对数据主体进行保护;赋予数据的控制者和处理者相应的财产权益;为便于实行全流程管理,监管机构应有审查权等。针对特定对象分主体分阶段进行披露以优化“知情”;通过引入合理隐私期待原则、设置多元化的同意模式以优化“同意”。通过对健康医疗数据分级分类处理以平衡数据共享与隐私间的矛盾。建立多方主体的多元救济路径,从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行业自律等方面共同规制健康医疗数据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