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落实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各个城市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稳步提高。截至2018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9.58%,城市的规模、经济总量均在不断增加,这些势必会对我国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通过影响企业对劳动者的选择、影响不同行业进出口企业的所处产业链的位置来开拓多元化的就业市场,提高个体正规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使各种技能的劳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落实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各个城市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稳步提高。截至2018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9.58%,城市的规模、经济总量均在不断增加,这些势必会对我国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通过影响企业对劳动者的选择、影响不同行业进出口企业的所处产业链的位置来开拓多元化的就业市场,提高个体正规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使各种技能的劳动力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同时贸易自由化也有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来提高收入的作用;贸易自由化开拓丰富商品市场的同时也促进了要素的流动与积累,这也是构成城市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贸易自由化与产业集聚二者将协同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的规模根据人口集聚的程度来划分,城市在发挥集聚效应的同时也通过补偿机制、选择效应渠道提高城市工资溢价,但贸易自由化在不同城市中的传导存在差异,二者通过价格和要素流动路径共同作用于劳动力收入分配。本文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采用2002-2013年CHIP调查数据进行收入、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样本所在城市规模的基本描述性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对工资收入的提升效应较为平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比工资溢价效应明显。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CHIP,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劳动者所在城市规模、贸易自由化程度劳动者个人收入及二者交叉相应同收入的关系,并在机制验证的基础上进行多种方法稳健性检验,随后考虑区域异质性、城市异质性、劳动者所在企业异质性以及对不同收入水平进行进一步分析。
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程度对工资收入提升效应显著;贸易自由化对提升工资收入的效果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减弱,相比大城市,在中等规模城市中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溢价;城市规模的扩大化能显著地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且贸易自由化与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别,东部地区贸易自由化和城市规模扩大能够显著促进工资收入的提高,非国企和服务业往往具有更高的工资溢价。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鉴于贸易自由化在提升劳动者工资收入上的显著作用,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贸易自由化的广度和深度。在城市层面,应鼓励中等规模城市的发展,抑制大城市的高房价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大城市流动人口真正实现市民化,使我国形成多中心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体系。同时,继续保持多类型企业的活力、坚持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促进我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阶段攀升也将是反哺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良策。
其他文献
随着经济不断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整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能否吃饱穿暖转为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产生了社会阶层分化与代际不公平等问题。个人收入水平受多方面要素的制约,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形式,教育代际传递是形成收入代际非公平的主要途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却越来越差(佐藤宏等,2008)。“
不确定性问题已成为当今全球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各国或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愈加密切,一个微小的经济活动都有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形势的“蝴蝶效应”。虽然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回暖,但是复苏势态不稳;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用工荒愈演愈烈、劳动力由东向中西转移,东部不再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与此同时,国际市场竞争剧烈、贸易保护依然盛行、中美贸易谈判也在艰难前行,加之最新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局势
加入WTO以来,中国在贸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2013-2019年,我国同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与多国签署自贸协定,形成联系周边、联动全球的自由贸易网络。同时,我国加强对产能合作的推进,致力于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对外贸易额,扩大钢铁出口。为了更好的扩大钢铁出口,提高贸易效率,进口国的制度环境起到
加入WTO以后,中国按照入世承诺大幅度消减了进口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贸易自由化有条不紊地推进,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大量的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既有最终产品,也有中间产品,并且通过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其中,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在国外放宽了市场准入之际抓住发展机遇,融入跨国公
自从21世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使得我国工业经济迅猛发展,平均出口增长速度稳定在15%以上,2004年更是达到了50.27%,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和最大的出口国。然而这种粗放式增长方式并没有有效提高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技术水平。中国工业发展模式要想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趋势的要求,必须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变为质量效率型增长。而基础设施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日趋完善,各国不再满足于“数量扩张型”的出口贸易发展模式,均开始向“内涵提升型”出口贸易发展模式进行转变,这一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本国要素的积累的方式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还可以通过中间品进口这一重要途径提高自身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通过模仿、学习从而提高自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优势,积极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同时辅以优惠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创造了“出口增长奇迹”,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在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出口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重大转折,出口增速放缓,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尽管导致我国出口增长困境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外需疲软、贸易摩擦增多、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等,但僵尸
当前贸易格局下,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得各国对贸易成本的降低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任何一个环节贸易成本的增加都会在价值链上下游进行传递、扩散,最终殃及生产者和消费者。然而随着传统贸易壁垒的逐步削减,当前贸易成本越来越集中于通关手续的繁琐、政策的不透明以及信息化的滞后,这种隐形的贸易成本逐渐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于是WTO提出贸易便利化,并积极促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
入世后,中国首次对原有外资参股管制严苛的服务业推行开放政策,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对外开放中的重点领域。服务业开放不仅能降低服务价格还能为企业提供先进的生产、管理和营销理念。但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却面临着“低价低质”的困境。企业加成率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其高低可以很好地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动态竞争力。所以以服务业中间品市场开放为视角,研究上游服务业外资参股政策变化对下游制造企业加成率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分工程度的加深,以中间品进口为主要特征的服务外包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制造业的服务化也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包含着大量的知识资本和创新资源,对重组价值链、优化资源配置有着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服务外包作为一条联通外部服务市场的通道,有效提升了我国生产性服务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利用服务外包进口优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