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的作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译介到中国以来,三十多年时间中,“杜拉斯热”依然存在。翻译家的译介、文学家的研究和评论,以及读者对杜拉斯的热情丝毫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杜拉斯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发展,并在我国产生了出色的译本和广泛的影响。但是,相比于大量的译介工作,对于总结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和研究情况的论文的时效性相对来说有些不够。所以,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杜拉斯译介到我国以来她的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历程及研究情况,分析其译介历程与研究情况的特点得出以下结论：杜拉斯作品译介方面,从1979到2000年,文学和电影领域的翻译家都参与到了译介杜拉斯作品的工作中去,在译介过程中以论文发表和书籍出版两种方法并驾齐驱；从2000年到2010年,译介的中心已在文学领域,译介主要通过书籍出版展开,并在2000年开始进入高潮；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把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推上了高峰。杜拉斯作品的研究方面,研究工作自1996年杜拉斯逝世之后到2000年达到高潮；2000年之后,研究杜拉斯的热度并没有下行的趋势,而是对于杜拉斯的研究越来越丰富,并且在2005年之后研究热度陡增高潮持续不断；在2014年杜拉斯百年诞辰之际,对杜拉斯研究的热度达到顶峰。根据对杜拉斯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和研究情况的分析所得出的：《情人》的译介是杜拉斯作品译介的高潮之一,在《情人》的译介中王道乾译本的再版高潮不断,以及《情人》作品的研究依旧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后对王道乾先生的生平、译作特点和翻译观点做出研究,并对《情人》多个译本做出对比举例,从翻译语言和翻译风格进行逐级对比,最后认为王道乾翻译的《情人》译本为翻译文学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