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代,作为祭祀孔子、后世儒家先贤兼及社会教化的神圣空间,孔庙备受当政者及儒生推崇。然而晚清以降,特别是入民国以后,伴随着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及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终结,作为儒学具象化表征的孔庙,其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1890年代起,因西力东渐以及儒学自身影响力的衰微,孔庙已初见衰颓之势;但致使孔庙境遇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始于1905年的罢废科举制事件。科举既废,孔庙庙学制度顿失所依,相应,孔庙的兴学功能也因之终结。尽管源于清政府对儒学的工具性利用,1906年祀孔典制得以升格。但囿于资金、时局等因素,时人对此表现出“认同坚守”与“虚应故事”两重面相,孔庙的衰颓处境并未能得到改善。民国建立,孔子祀典因其价值承载与时代精神相违逆而饱受攻讦,毁庙废祀之声不断。不过,由于尊孔派的强烈抵制以及北京政府对儒学政治功能的借用,孔子祀典仍得以保存;但在庙产兴学风潮以及反孔非儒话语的冲击下,祀孔仪轨形式化、现代化则是不争之事实。在庙产方面,1913年教育部提拨孔庙学田为地方办学经费,由此,庙产兴学逐渐成为一股社会风潮。地方各界对此一挟发展现代教育之名的社会风潮反应极为复杂:多数视办学为要务的地方官员以及开明士绅对其持支持态度,大部分保守绅士则因信仰受到冲击而强烈抵制,此中,尤以孔教会反对最力。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既是新旧观念激烈对抗的现实凸显,亦是利益、权力纠缠交错的直接表现。此外,得益于尊孔崇儒思潮的反复,孔庙修缮活动时起时落,但透过倡修者的身份结构以及修缮缘由不难发现,彼时兴起的修缮热潮多是权力作祟而非信仰使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彰显政权的现代属性,春秋祀孔旧典被废除;然而,此举却引发了以地方实权人物为代表的尊孔派的强烈反弹。不得已,国民政府改为推行兼顾尊孔与反封建双重诉求的孔子诞辰纪念,以期弥合新旧分歧。迨及30年代,为加强民族动员抵御外侮以及借儒学之道统谋治统之存续,国民政府升格孔子诞辰纪念为国家祀典。在国家祀孔传统嬗变的同时,出于发展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深化了庙产兴学运动。但由于庙产兴学范围扩大、相关政策不尽完善以及观念冲突加剧,庙产纠纷更趋复杂。不过,鉴于以孔教会为代表的保守士绅发生了结构性式微,反对庙产兴学之声逐渐衰弱。纵观之,孔庙庙产纠纷反映了国家权力下渗以及地方社会权势关系的深层转变。因应当政者推行的尊孔崇圣政策,1930年代地方社会掀起了一次由官方主导的孔庙修缮活动。受国家政权深入地方以及民众对于修缮活动认同程度不高等因素影响,官方在倡修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修缮活动由此呈现出程序化的特征。纵观孔庙的演变发展,孔庙逐渐由“神圣空间”转变为集公共教化、政治宣教、娱乐休闲于一体的“世俗空间”,其多舛命运折射出近代儒学转型之艰。在近代国家与社会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致使孔庙境遇发生嬗变的逻辑是纷繁多维的。首先,除孔庙政策外,孔庙境遇的嬗变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近代尊孔思潮与反孔思潮间的博弈对垒;其次,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也直接影响着孔庙政策的具体实践。此外,复杂的政治经济生态以及民众多岐的思想观念亦是造成孔庙境遇同官方孔庙政策间出现“实然”与“应然”之别的重要维度。质言之,内外逻辑的共同作用构成了近代孔庙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