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出了新布局。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点之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在新时代实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需要市场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海外资本利用更加充分。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稳定的外部资本流动是我国实现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对外贸易作为国际循环的重要抓手,对稳定资本流动、助力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作用。如何更好的疏通国内循环对于稳定资本流动和提升资本长期有效配置有着重要作用。此外,良好的资本流动和相对稳定的汇率变化有助于企业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资本流动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配合。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一方面,发达国家将落后产业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将产品生产并出口至发达国家,同时发达国家也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出口至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得到繁荣发展。在贸易扩张的进程中,货币在跨国贸易的定价、结算、保险、储蓄等需求也迅速提升,驱使发展中国家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等传统形式占比逐步下降,证券资本投资和流动占比显著提升,证券资本由于其流动性好,能够快速流入到发展中国家,提升资本账户余额,帮助经济和贸易增长和汇率稳定。但是,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紧密联系不仅仅帮助了发展中国家快速融入到国际社会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身变化也相互影响甚至产生了副作用。例如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金融风险的暴露最终导致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大量流出亚洲市场,汇率水平大幅波动,贸易大幅下降,亚洲各国经济受到重创。而在如今全球保护主义升温和中美贸易战引起了人们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新的研究兴趣（Auray等人,2020;Amiti等人,2020;Ding等人,2018）。第二,尽管国家或多或少参与到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中,但是两者的特征不仅仅是数量多少,在数量的背后也包含着其背后的现实经济意义。可以将一个国家所处的在国际贸易和证券资本流动的地位进行量化,从而刻画出国家之间交往的特征,构建出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网络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反映出数量,也能反映出国家之间的联系方式、结构稳定性等多种特征。这两者网络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国对外开放的影响机制和结果,以及更好地应对当前国际形势。第三,相较于国际证券资本流动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对于中国当下的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国际贸易等手段来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稳定外资预期和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国际贸易对于资本流动的传导机制更值得我们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也受到外部宏观状态冲击的影响,但是这种冲击在历史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外部宏观状态对一国的冲击需要经过特定的传导机制,这种机制或会因为国家差异而不同。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期间,中国受到的冲击远远小于日本、韩国等外向度更高的国家,这里面国际交往特征尤其是贸易特征是否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是本研究关系的问题。第四,国际证券投资者在全球资产配置时是相对的,大部分是以仓位变动较小,国家间配置变化较大的相对收益基金为主。这类资金的流动不仅会受到“拉动”和“推动”的单方向因素影响,更会受不同国家特征的影响,例如通过比较被投资国家之间的特征如何会影响到资产配置的预期收益率和风险,从而形成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资金比例调配的投资决策。既然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对于一国稳定金融和经济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如何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稳健发展、规避和降低风险,便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主要问题。本文梳理了现有相关文献发现,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长短期关系和结构关系的研究匮乏,且鲜有文献从微观视角上探究国家之间的比较特征如何影响国际证券投资者的相对配置机制。此外,外生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冲击影响因素。关于如何构建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以及探究这种周期变化如何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机制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鉴于此,本文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相互关系展开了系统分析。首先,我们利用国家层面的数据,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并用协整检验、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其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研究,并对国家之间异质性进行初步研究。其次,从简单的流动数据上升为结构进行研究,我们搭建了国际贸易网络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网络,并定义和量化了国家在网络里的地位。运用协整检验、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对国家的两种网络地位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研究。最后,针对国际投资者的相对配置行为和国家层面的异质性,我们利用国际基金层面的数据,以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特征关系为主要解释变量,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就贸易特征关系如何影响国际投资者在两国之间的配置比例差异进行分析,从而跳出传统的“推动”和“拉动”因素范畴,从资产配置理论、风险偏好和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投资者将资金流出一些国家并流入一些国家的机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在长期和短期具有稳健的相关关系。从长期看,这种稳健的相关关系在国家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国际贸易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传导机制因国家会发生不同。从短期来看,国际证券资本流动是国际贸易显著的领先指标,而反之则不然。其次,从长期来看,一国在国际贸易网络和国际资本流动网络中的地位存在正的长期均衡。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地位越重要的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网络中地位也越高,且稳健的相关关系在国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网络结构在宏观层面上是显著稳定的。从短期看,一个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网络中的重要性变化导致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性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而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性变化并不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网络中的重要性变化。因此,两者网络结构的实证结果与两者流动数据的实证结果类似。最后,我们以中国与相关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两国较高的贸易替代度增大了国际基金在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基金配置偏离度,而当一国出口产品与另一国进口产品重合度较高时,即两国间贸易互补度比较大时,可以有效降低两国间基金配置偏离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对于贸易特征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有着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说,首先,关于美国经济周期对于两国间贸易替代度的溢出效应,本章节研究发现美国实体经济周期会提高贸易替代度对中国和贸易伙伴国间基金配置偏离度的影响,与之相反,美国金融周期会降低贸易替代度对中国和贸易伙伴国间基金配置偏离度的作用。其次,针对美国经济周期对两国间贸易互补度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的实体经济周期会放大贸易互补度对国别基金配置偏离溢出效应的影响,而美国金融周期会抑制贸易互补度对全球基金配偏离的负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