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素角度看,城镇化是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逐步转移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快速推进,在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和提升人民福利水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仍然面临整体水平与宏观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城镇化对稳定宏观经济增长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有待加强等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党中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其核心要义就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双提升,同时要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潜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强劲动力。因此,探讨城镇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思考新常态下政府如何利用城镇化来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研究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是否存在优化空间对于完善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理论,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城镇化促进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这一现实需要为出发点,试图求解经济波动最小化下的最优城镇化规则,换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求解最优城镇化规则,在这种规则下城镇化能最大程度的平抑经济波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前其他研究主要是基于城镇化水平或速度的国际比较、与工业化的匹配度等局部均衡思维判定城镇化是否最优,本文认为应当从一般均衡角度即社会福利最大化考察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最优性。经济波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函数是由个人效用函数决定,个人效用主要取决于收益和风险两个方面,经济增长直接影响个人收益,个人风险主要受经济波动影响。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经济波动最小化,也即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城镇化规则模型,并运用最优控制原理探讨最优城镇化规则。本文运用我国1988年到2015年的总产出及通胀、人口城镇化率和建成区土地面积等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在确保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且控制系统稳定可控的条件下,计算了最优城镇化控制规则,以此为基础,模拟了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并计算了社会福利函数损失。具体而言,围绕如何用城镇化进程调控宏观经济波动的主题,本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等。第二部分为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至第五章。其中,第一章归纳分析了与本文分析相关的理论,为全文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分析依据;第二章考察了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与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章构建了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的最优城镇化规则模型,主要包括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以及城镇化调控的社会福利函数,并求解了最优城镇化控制规则;第四章是实证分析部分,主要是对第三章的理论模型进行数据实证,计算最优城镇化控制规则,分析解释最优城镇化控制规则特点;第五章是最优城镇化和经济波动数据模拟,本部分对最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进行模拟,对产出波动和通胀的波动进行模拟,将模拟结果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分析最优城镇化的特性和当前人口城镇化水平和速度是否合理。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主要包含研究结论、相关政策建议以及研究展望。本文采用了定量与定性、规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利用EVIEWS和MATLAB统计分析软件,就城镇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以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为目标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1、宏观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关系,通过控制城镇化速度和节奏调控宏观经济是可行的。城镇化不仅会影响潜在产出,而且会直接影响总需求;经济发展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发展。在改善统计方法、优化相关控制技术、加强政策空间预留基础上,城镇化调控宏观经济存在一定优势,运用城镇化调节宏观经济波动是合理可行的。2、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设定应当考虑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目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控制标准都存在不少局限性,政策制定者应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一切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福利函数应该既包含宏观经济波动也包含城镇化波动变量,但是经济波动在社会福利函数中的权重应该更大。3、城镇化对宏观经济具有显著影响,城镇化应该对当期宏观经济波动进行有规则的反应。最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应该根据当期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在均衡路径上进行调整,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经济波动。最优人口城镇化规则和土地城镇化规则对总产出缺口都是负向反馈,对通胀都正向反馈,人口城镇化在管理产出波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土地城镇化在管理通胀波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4、最优城镇化具有逆周期性且波动幅度加大特点,目前土地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偏慢。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人口城镇化速度都与最优值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速度控制相对较好。与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比,目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适宜,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实际人口城镇化速度略快,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偏慢。5、最优城镇化控制规则能有效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和社会福利损失。在本文设定的福利函数权重矩阵下,最优城镇化控制规则将使产出波动平均下降了 63.40%,通胀平均下降幅度达到84.10%;但是同时人口城镇化波动值平均上升了 20.5%,土地城镇化波动值平均大幅增长了159.7%。总体来看,采用最优城镇化控制规则后,社会总福利损失平均大幅度下降了 65.1%。依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将城镇化速度问题纳入宏观经济管理框架之下,按照宏观经济条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政策制定者应该密切监控宏观经济产出和通胀等变量的波动状况,避免城镇化顺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共振加剧宏观经济波动,通过对城镇化的逆周期调节,确保宏观经济保持平稳合理增长。2、持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进一步推动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市民转变。注重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地位,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民工成为城市新主体,要积极引导新市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在新市民中倡导先进的生活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3、积极把控最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推进节奏。“十三五”期间,要特别警惕人口城镇化过快,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与此同时要适度加快土地城镇化速度,提升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土地城镇化水平不高地区,要特别重视发挥土地城镇化的投资拉动作用。4、政府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最优城镇化控制规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要盯住城镇化调控不能平抑的因素;同时要以新型城镇化为动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借助城镇化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基础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潜在产出。本文不仅系统分析了城镇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构建并实证了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模型。主要的创新点有:第一,拓展了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研究视角,以经济波动最小化为标准求解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将实际的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同模拟的最优城镇化水平速度进行对比以此判断城镇化水平和速度是否合理。第二,求解出了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控制规则。比照最优货币政策的求解方法,借助最优控制理论,在构建附加城镇化变量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方程的经济运行约束规则模型基础上,通过求解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并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最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控制规则。第三,重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标准。由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分别在管理产出波动和通胀波动方面存在比较优势,因此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确保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本文首次从降低经济波动的视角,构建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速度协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