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刑事犯罪数量激增,形态也愈发呈现多样化,各种新型犯罪的出现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得益于电子科技的迅速发展与广泛普及,视频监控这种最初运用在商业安全领域的高科技产物,被广泛运用在行政监管与刑事侦查领域。目前,我国已逐步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视频监控的工程性建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国“平安城市”、“天网工程”等工程。虽然视频监控在震慑预防犯罪、查明犯罪、抓获犯罪嫌疑人等方面有良好效果,但该技术的运用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关于我国视频监控的安装、运行,各地有不同的《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视频图像信息管理办法》等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条文。其次,我国视频监控通常依照技术侦查与刑事证据调取的审批程序,并未将视频监控分类,采用分层规制。再次,视频监控的提取、管理方面不但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体制机制更是滞后。虽然有部分地方政府制定了行政规章进行管理,但试用标准的不统一导致各地在实际的工作中各自为政,出现管理混乱的局面。同时根据2021通过的《数据安全法》第34条的相关规定,侦查机关具有调取电子数据的权利,但应做到电子数据调取中权利保障和程序性保障并举。综上,本文紧密结合理论与侦查机关工作情况,以视频监控在我国出现的问题为主导,采用文献调研、调查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并结合域外国家视频监控的运用情况、法律规制进行系统性探究,从而对我国视频监控证据的运用进一步提出完善建议。本文除引言外,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约三万五千字。第一部分介绍视频监控证据概述,主要对视频监控的内涵进行界定,介绍视频监控的收集流程。同时阐述分析视频监控的特征、功能作用等。第二部分分析刑事程序中视频监控证据运用存在的问题,在视频监控的安装与运行层面,我国47省市规定的《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视频图像信息管理办法》存在狭义隐私权保护原则存在滞后、地方立法的权力监控并不充分、地方政府规章减损个人信息权利与增加个人信息义务缺乏正当性等问题。在审批层面,对于特定对象的技术侦查型视频监控,我国技术侦查条款未列举视频侦查,未能根据视频监控不同的干预程度而规定不同的的审批标准。同时笔者认为采用此类侦查行政审批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弊端。而对于非特定对象的大规模视频监控,要结合2021通过的《数据安全法》第34条的相关规定,对调取第三方视频监控也要规定相应的审批程序,与技术侦查类型的视频监控形成不同层级的规制手段。在视频监控数据的调取层面,关于收集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在主体、流程、取证方法、取证监督层面等存在一定的问题。最后,在视频监控数据的管理与使用层面,相关的的法律规范不完善,导致实践中运用混乱,同时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侦查机关移交的视频监控数据总是进行主动过滤性审查,但却缺少明确的相关法律条文。第三部分主要考察域外各国视频监控的运用情况,并分析各国视频监控证据与隐私权存在的关系,各国对于视频监控证据的收集与管理是如何进行法律规制的。从而可为我国相关条文的修改提供借鉴经验。第四部分针对目前我国视频监控证据运用存在的现实问题,结合域外相关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从地方视频监控立法的相关规定、视频监控运用的审批、视频监控证据的调取、视频监控证据的管理和使用四个层面提出进一步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