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五次大迁移的经历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在上下一千多年的迁徙历史中,客家先民以其深厚的中原文化底蕴,与迁徙途经地、定居地人民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吸收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在语言、民情、风俗、精神特质等方面有显著特点的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这特殊而丰富的客家文化造就了客家人独特的精神特质,影响了整个宋代及以后中国上千年的思想和文化。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创造性的移植,是中原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中原文化的再创造。这充分说明教育是文化遗传,教育是社会遗传。从客家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兴旺且长盛不衰来看,客家宗族的文教功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化是靠教育来传递的,文化传播过程也是教育过程,发现文化就是发现教育。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还定居于乡村,乡土本色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是乡土社会色彩浓厚的社会。但当下中国的教育研究做出的假设和理论基本上不是基于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而是对某些抽象概念玩弄式的注解,这种教育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乡土社会,对传统教育的描述也背离了乡土社会的真相,造成了理论的虚假和苍白无力(和实际的隔膜)。更严重的是,当下的教育理论基本上是一场没有文化味道的乏味的、甚至有几分装腔作势的游戏。于此,本文研究主要以小别村,江西省石城县一个普通的赣南客家村落为重点。本研究致力于对一个村落社会、文化与教育进行描述。在描述的过程中,也反思了长期以来流行的对农村社会、文化与教育的事实假设或判断、概念和发展的看法,从而更真实反映客家农村社会、文化与教育轨迹,挖掘其社会、文化与教育的特殊性。本文选取了一个折射客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视角,从客家农村普遍的生活场景入手,探讨客家道德教育的场所、方法与途径,挖掘和发现客家的道德教育本质,探讨了传统的客家社会、文化(教育)如何走向现代化。基于中国和农村的现实,文章提出中国农村复兴要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为榜样,从乡村组织入手,重振中国固有的伦理情谊和道德精神,并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与科学精神。通过乡村建设、农村教育,不仅解决农民生计问题,稳定社会结构,而且重振农村固有的伦理情义和道德精神,从而不仅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们的道德生活要符合社会制度的规范,遵从社会制度,维护社会秩序。更在于创造出现代化的农村文化,农村生活,农村道德伦理。客家曾经创造出了新文化,在新时代,也一定有智慧与德性创造出新文化、新生活与新道德伦理。这个创造过程,就是社会教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