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华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通过研究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文化与教育的活动以及他们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首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细节和研究的新视域,有助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中国跨时代变迁中的晚清中国和西方视野下中国形象的演变进程,也为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冲突、为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和会通提供借鉴和启示。本论文以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为研究个案,在收集和整理伦敦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所提供的苏慧廉第一手档案材料和中英文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充分的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融合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以及这些学科理论所提供的视角和解释框架,重构苏慧廉在中国活动的历史图景,多角度、全方位地阐述和分析苏慧廉及其传教团队的在晚清温州的传教、教育和医疗事业,探讨了他们在晚清温州的近代化进程中和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本论文还对苏慧廉的东学西传的汉学学者生涯和作品进行系统介绍,并通过对苏慧廉汉学代表作的分析来阐述苏慧廉的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整理评价他在欧洲汉学研究做出的贡献。苏慧廉1883年初来到浙江温州传教,1907年离开温州前往太原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传教期间创办西式学校和西医医院,推动了晚清温州的基督教、文化、医学发展的近代化进程。1911年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汉学终身教授,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授。苏慧廉在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和实践,他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特殊时代的跨文化交流的具象化的过程,对他的研究具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学术意义在于关于苏慧廉的全方位学术研究还是空白的状态；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在当今各国民众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更频繁的时代里,关于苏慧廉的研究能为当下的跨文化交流带来启示和提供必要的经验教训。本论文首先以史为线,阐述苏慧廉初到中国的文化体验以及在传教过程中为适应中国文化和温州当地文化做出的处境化努力,来呈现西方传教士初遇异质文化的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藉此探讨跨文化传递、跨文化互动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其次,苏慧廉在温州活动时期正值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本论文详细叙述了苏慧廉为应时代之需而开创的西学东渐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深入讨论了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办教育和医疗等事业中所透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苏慧廉对晚清温州乃至晚清中国的文化观察,是当代学者研究晚清中国城市、民俗民风等珍贵历史材料之一。苏慧廉夫妇在晚清温州生活二十五年,深入温州各层人群、各个地方,接触到温州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场观察、亲身体验中国文化,亲眼目睹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世界近代化潮流体系中的变迁,这些现场材料被苏慧廉夫妇用文字保存下来。本论文整理和研究苏慧廉夫妇对晚清温州的报道作品、未出版的手记信件以及留下的关于晚清温州的老照片,整理其中关于晚清温州的描述,梳理他们对晚清中国的观察和评论,了解特定时期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并以此微观视角了解晚清中国社会真实图景和社会文化语境,为更多相关学者研究提供借鉴。最后本论文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苏慧廉的汉学造诣,对他的著作逐一介绍,并进行客观地评价。以苏慧廉的代表作《论语》译本、《儒释道中国三大宗教》和《中国与西方：中西交通史大纲》为研究文本,深入阐述了苏慧廉对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宗教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呈现他是如何向西方世界诠释和解读中国文化。《论语》译本研究将填补国内苏慧廉《论语》译本研究的空白,《儒释道中国三大宗教》是欧洲汉学界关于中国宗教精神的经典力作,《中国与西方》阐述了中国在中西关系发展史里的角色和影响。本论文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作品的阐述和分析,以历史人物和历史时代的辩证关系以及苏慧廉对当下跨文化交际的启示为视角,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苏慧廉的历史成就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和创新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殖民扩张提供了历史机遇,欧美国家基督教青年海外宣教运动带来时代选择,而晚清中国特殊历史环境帮助他成就人生使命。其次,苏慧廉的跨文化交流体验为当下跨文化交流提供的借鉴和启示：开放心态,认知他者,这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第一要素；调整姿态,学习认同并溶入目标文化,打破文化的疆界,是形成文化间的互惠理解必要途径；最后通过文化间的双向传递,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彼此交流、彼此认知、彼此学习的桥梁,在对话中促进彼此是跨文化交流的最高境界。文化交流关系绝不应是非此即彼、单相输出,互惠对话、多元共存不仅是未来人类文化关系的图景,也是和谐发展的基础。文化可以成为彼此沟通的桥梁,而不是隔断彼此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