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作为南宋初期的抗战派领袖,权势显赫,流誉后世,其文化性格鲜明,政治命运多舛,对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影响很大。在宋人的笔记、文集中,张浚既有负面形象,也有正面形象。在周密等人笔下,张浚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忌刻专横、轻锐好名,以负面形象为主;在罗大经等人笔下,张浚机智果敢、刚直不阿、天人之姿、德高望重、知人善任、精忠老谋、忧国忧民,以正面形象为主。但是,《齐东野语》有张浚正面形象记载,《鹤林玉露》亦有张浚负面形象记载。在同一本书中,张浚的正、反形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张浚形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无论是周密等人的贬抑,还是罗大经等人的褒扬,都带有作者本人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张浚志向虽大,但颇负书生意气,好高骛远。时人及后人对他生前身后的批评与反思都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在《张浚行状》《张魏公传》《宋史·张浚传》中,张浚主要是正面形象,表现为忠君、孝亲、修己、爱民、知人、博学等,几近完美。《行状》对张浚多有回护,赵甡之等人对张浚的记载较为客观。相较于《行状》侧重于抗金功勋,《张魏公传》侧重于内政实绩,《宋史·张浚传》则兼而有之,三文所呈现出的张浚形象大体相似。这与宋、元官方肯定张浚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也是抗战派和理学家的政治需要。通过斩赵哲、以百口保曲端不反、瓜洲护驾、招抚薛庆等事件可看出,张浚最大的特点是敢于担当。张浚提出了中兴当自关陕始的方案,践行了守江必守淮的策略,说明了他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但战术水平一般。张浚虽有时汲汲于私利,但他在关键时刻仍能以南宋国家大义为重,终究是远远超越于汪、黄、秦桧之流。张浚在政治上有较大作为,但党同伐异的政治恶习一直左右着他,并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恢复理想的破灭。通过梳理诸种文献记载,概而论之,张浚既非圣贤,也非奸佞,是一个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南宋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