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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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本土性重构”的视角,以荷兰“伊斯兰恐惧症”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形成历程。“伊斯兰恐惧症”是穆斯林移民问题政治化的结果,而其形成与荷兰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本土性重构有关。本文将荷兰“伊斯兰恐惧症”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恐惧症凸显期（2002-2014）和恐惧症持续期（2014-2019）,并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从经济本土性重构来看,经济衰退和国家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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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本土性重构”的视角,以荷兰“伊斯兰恐惧症”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形成历程。“伊斯兰恐惧症”是穆斯林移民问题政治化的结果,而其形成与荷兰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本土性重构有关。本文将荷兰“伊斯兰恐惧症”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恐惧症凸显期（2002-2014）和恐惧症持续期（2014-2019）,并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从经济本土性重构来看,经济衰退和国家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进程,造成了本土劳动力的恐慌情绪,同时加剧了穆斯林本身的弱势地位。第二,从政治本土性重构来看,移民融合政策在21世纪的转向,强化了一种文化上的公民身份认同。右翼政党以此为议程,推动政府实行更严厉的限制性移民措施。第三,从文化本土性重构来看,荷兰的文化公民身份,实际上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母体、以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对立为框架形成的世俗本土主义,强调将当代穆斯林移民群体视为排他的对象。同时,宗教教育的不平衡,进一步推动穆斯林成为宗教上的他者。本文认为,在两个阶段,三种因素的影响力度不同。总体而言,经济和制度的影响在凸显期阶段较强,在持续期阶段减弱;政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凸显期阶段较弱,在持续期阶段增强。由此推知,荷兰社会的本土性重构从伊斯兰恐惧症初期的经济制度重心转向后期的文化社会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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