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是基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这种不合理的方式迫使21世纪成为经济亟需向绿色化转变的一个全新阶段，与环境有关的基本问题也得到了广泛关注。绿色投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命题，促使其生产经营活动摆脱传统业务，尤其对于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典型“三高”类重污染企业而言，想要在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中生存与增长，这种绿色投资将必不可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理想以及经济绿色发展愿景与日趋恶化的环境现实之间的差距亟需弥补，而技术创新是弥补这些差距和实现环境治理的关键和有效途径。从传统的能源生产体系向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转变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作为外部增长方式的并购可以促进这种改变，帮助企业在复杂但至关重要的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以特殊绿色投资模式的绿色并购为代表，为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走出困境提供了契机，即创造了利用外部资源的机会，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标的方的绿色技术、设备和人才等，大幅提升创新空间，产生技术创新协同效应，克服内部研发长期性和高不确定性等特点，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本文以经济、社会和环境追求和谐、持续和效率的绿色发展为背景，把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2010-2018年的并购交易事项作为样本，主要研究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动态过程中的学习方式选择和资本获取两条渠道探讨了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而且根据主并方、标的方以及并购双方关联性的不同维度特征做出了进一步异质性分析,最后对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的转型效果进行了检验。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证框架，为绿色并购所蕴含的成功机制提供一个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的解释。研究结论主要包含:
　　第一，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明显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不同于为了分散经营风险以及实现规模扩张等目的的非绿色并购，从技术创新机遇捕获、技术创新动力增强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进行内在机理分析，揭示了“机遇+动力+能力”三大要素在绿色并购促进技术创新微观层面的耦合作用。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获取超越组织边界的外部知识和资源，进而在绿色发展环境中发挥竞争优势。而重污染企业在内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以及日趋减少的市场规模情境下，发展日益受阻。因此，借助绿色并购获取标的方的绿色技术、绿色设备和人才以及绿色管理经验等，重污染企业可以快速跨越创新门槛，突破路径依赖，以及弥补自身资源缺口，推动技术创新的开展，进而提升在市场的地位和运作效率。由此，利用技术发展中的机遇捕获、惯性突破后的动力增强和资源寻求下的能力提升，绿色并购成为一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有效策略，具有激励技术创新的巨大潜力。
　　第二，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选择二元学习中的探索式方式来实现;绿色并购可以积极获取绿色金融提供的资本支持，从而激励技术创新。鉴于并购和创新并非是重污染企业静态意义上的行为状态，进而从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构建起二元学习和绿色金融的中介机制来解析作用路径的黑箱，支持了机遇、动力和能力微观三要素耦合作用的存在性。基于学习方式选择的背后逻辑是绿色并购开展过程中，发展重点是重污染企业在现有资源库之外寻找全新的绿色技术、理念及解决方案等，选择探索式学习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其活动和系统，从而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基于资本获取的背后机理则是绿色并购事项向金融机构等释放了在抑制环境污染和清洁生产方面的利好消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弱风险感知，为重污染企业投资活动赢得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不断改善其融资困境进而促进技术创新。
　　第三，当重污染企业处于不同维度特征异质性情境时，绿色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有所差异。结合绿色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默会知识理论等，分析并购交易涉及单主体和主体间典型特征对机遇、动力及能力微观三要素的强化或抑制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主体特征异质性对绿色并购和技术创新活动之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从主并方特征来看，高管绿色经历能够显著强化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了这种特殊经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于正向业绩反馈，负向业绩反馈可以增强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反映了处于不利经营状况下企业更愿意进行改变;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则在主并方所在地财政压力大时更为明显，说明了当前政府将环保与经济双手抓的态度。从标的方特征来看，资源存量大在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中产生显著正向调节，说明了资源库规模的重要作用;而绿色并购促进技术创新在标的方具有区位优势时大幅增强，显示了区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从并购双方关联特征来看，知识相似性弱时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被强化;两者间关系在市场互补性强时更为明显;相比于远地理距离，近地理距离显著正向调节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均显示出主并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特征不容忽视。
　　第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其转型力度，还可以优化提高转型效率以及促使商业模式改变。依托于先发优势理论，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行业内所崛起的一种新兴绿色投资方式，先行进行绿色并购的企业，可以在明显促进其技术创新下，产生积极的转型效果，奠定先发优势。结论充分揭示了技术的积累、突破和创新很难一蹴而就，而绿色并购拥有绿色发展所需技术、知识和资源等，可以从外部获取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这成为传统企业快速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最终实现打破原有发展模式和资源积累的局限，获得更为稳定持久的转型发展。该评估过程加深了对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间联动效应的理解。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的创新之处有:
　　第一，搭建起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积极扩展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在主流文献中，并购和创新的概念上存在着广泛联系，然而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涉及。一方面，绿色并购作为并购领域一种新兴方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仅存在有限数量的研究涉及到绿色并购和相应绩效。随着绿色并购发展为一种与外部资源连通的重要工具，促使企业创新行为更重视向外的全面开放与整合，不仅可以引入绿色技术和资源，也强调开放式的绿色治理和管理文化，从而避免由于组织边界带来的路径依赖及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本文研究绿色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丰富了该领域经济后果的文献。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一直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对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管理、运营领域等进行探索，且越来越多地融入到财会领域以及中介层面等。本文将技术创新与会计学科的并购理论相结合，并且将研究范围拓展至重污染这一传统行业，既降低了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干扰，也是对技术创新研究领域的有效扩展。最后，本文针对绿色并购对于绿色技术、资源及管理经验等获取的本质特征，基于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构建起绿色并购捕获技术创新机遇、增强技术创新动力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逻辑架构，合理剖析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综上，本文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清晰地揭示出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绿色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
　　第二，基于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双重渠道以及三维主体特征异质性调节的解析，充分挖掘了绿色并购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本文并未局限于研究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在整体层面的简单直接关系上，而是基于内在机理分析所提出的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机遇捕获、动力增强及能力提高的三要素耦合机制之上，充分探索作用路径及异质性情境，即不仅研究绿色并购为什么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应，还有如何产生作用，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强化或抑制作用的发挥，进而试图建立一个详细的理论框架，揭示从绿色并购活动中提升技术创新的复杂挑战。主要是从学习方式选择和资本获取的两条渠道解析了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即阐明了二元学习和绿色金融在两者间关系中的传导原理，这是从企业学习和融资动态行为过程阐释实现机制的积极探索，也是佐证机遇、动力及能力微观三要素耦合作用存在性的大胆尝试。另外，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及默会知识理论等，依据每一维度从相对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进行典型特征选取的原则，分别加入并购交易双方及两者间关联性三个维度主体特征，细致分析这些因素对于机遇、动力或能力方面的影响，所得结论证实了多个异质性调节效应的存在，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更为广泛的见解，从而认识到预先存在的特征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上述测试内容均极大地丰富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三，有效加强了关于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及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等相关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组织整体层面及微观要素层面来阐释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对于重污染企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深化了对于绿色并购及技术创新的认知，并充分揭示了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能够实现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实证指出通过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孕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也是其摆脱不可持续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数据支持。具体而言，本次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政府和组织均需要推动绿色发展的有效信息，以加强企业的绿色实践，而本文及时地提供了关于绿色并购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最新信息。从而提高组织对绿色并购的接受程度，为类似于重污染等处于技术创新发展困境的众多企业提供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促使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并充分受益于绿色并购，推动“绿色”“清洁”“节能”“环保”的实现，进而最终为解决我国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创新转型问题提供实践思路，对组织和政府相关部门都具有决策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