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全球间资本流动速度加快,发达国家将大量的资金投资海外,尤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因投资引发的争端也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些争端,经过多次讨论于1965年正式通过了《解决国家与他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即《华盛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为解决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供了一套专门的国际投资争议仲裁制度,公约于次年的1966年10月14日生效。并依据该公约设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简称ICSID或者中心。自ICSID成立后,不可否认,在国际投资争端领域ICSID发挥了自身极大的作用。但是随着ICSID的影响力扩张以及每年受理案件数量急速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分析近年来的一些案例,会发现ICSID仲裁的管辖权趋势是在扩张的。在ICSID的裁决程序中,管辖权的裁决决定了投资争端能否进入争端的实体问题裁决程序。只有保证管辖权裁决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公正,才能继续探讨各案件的实体问题。因此,探讨仲裁庭管辖权扩张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ICSID仲裁管辖权扩张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针对《华盛顿公约》第二十五条中关于管辖权要件的规定进行扩张。即通过对于“投资”的定义、“投资者”的认定以及争端发生时间进行扩张解释,将投资争端划归ICSID仲裁管辖。第二种是通过争端双方所依据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条款进行扩张解释。即通过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问题进行扩张解释,将该条款适用于程序性问题,以此获得管辖权;扩张解释“保护伞条款”的适用范围,将本属于国内法的争议提升至国际条约的高度;对于“岔路口条款”进行解释,避免在裁决结果中触发“岔路口条款”从而扩张管辖权。针对ICSID扩张管辖权的原因,主要在于《华盛顿公约》在制定之初对于管辖权的约定给予了仲裁庭一定自由裁量的空间。而ICSID仲裁案件之间的独立性以及ICSID仲裁矫正机制的不足和仲裁员个人主观的影响也是仲裁庭扩张管辖权的原因。在新时期,经济全球化有新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应对ICSID管辖权扩张的趋势也是留给中国政府以及投资者一道重要的问题。首先应该审慎接受ICSID管辖权,其次在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时明确条约中相关概念的定义问题以及一些条款的使用问题。最后,中国应该在国际投资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影响,如推动ICSID矫正机制的建立等。这些措施能够使中国在新时期内面对仲裁庭管辖权扩张的形势下更加从容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