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爱是属于人类的最基本的情感,从古到今一直是文学作品的书写母题之一。本论文以十七年文学中的长、短篇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梳理并考察十七年文学的情爱叙事,以企把握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生成机制与叙述模式,并深入阐发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所蕴含的历史与文本价值。所谓情爱叙事在本论文中指的是,小说围绕着爱情、婚恋、情欲(或者说性欲)等之于男女之间较为私密关系的叙事。十七年期间,革命历史、革命创业属于小说创作的两大题材重点,情爱叙事只能作为这种文学宏大叙事的附属和点缀性存在。论文将使用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种研究方法,既分析文本产生的时代和文学环境,把握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所受到的外在的引导与规约,又力图进入文本内部,按照叙事学理论和一定的心理分析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再解读,来揭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生成机制和叙述模式,进而还原十七年文学的历史与文本价值。论文首先对十七年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考察,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情爱叙事被抑制,被规训,被牵引,基本上没有了人性表达的空间。更由于政治话语的强有力介入,本该鲜活丰富、复杂多变、极具私密性的情爱话语被严重地模式化、概念化、公式化。其次对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与古代和现代的情爱叙事文学传统作了比较,十七年文学中的情爱叙事在叙事模式呈现出疏离即青年男女角色的倒置和男性在情爱中成为政治理念的“符号”。然后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阐释并揭示十七年文学所具有的三种情爱叙事模式：一、坚定的集体意识和迷失的个人婚恋；二、崇高的事业和无欲的身体；三、罪恶的敌人和淫荡的肉身。但在一体化的政治话语缝隙中,十七年文学对情爱的表现还存在另一个维度——人性维度,在非主流文学或者被视为“异端”的文学中,一些建国后曾经被主流拒斥特别是“百花文学”里的一些探索小说,对情爱的表现体现出作家突破、挑战既定文艺规范的努力,小说对爱情复杂性的表现,对情爱与人性、阶级性关系的思考与质疑,无啻说,情爱在政治话语和人性话语的叙事“夹缝”中倔强地开放,在“悬崖上”散发出爱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