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料和资源,并对科学研究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性。我国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良好的宜居环境适合各种野生动物栖息生存。但随着发展主义的兴起,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追求利益,滥捕滥杀滥食野生动物的现象层出不穷。鉴于对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的起因探究,本文对禁食野生动物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禁食野生动物的正当性及法律问题的提出,分析禁食野生动物的原因,引出本文对禁食野生动物法律问题的思考。食用野生动物影响到人们的食品安全,这一食用传统与生态文明理念有冲突并且严重影响到公共卫生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禁食野生动物决定》确立的普遍保护原则引发了禁食野生动物的三大问题,一是禁食野生动物的调整范围不清;二是禁食野生动物法律责任主体的适用范围不明确;三是禁食野生动物的后续工作即禁食野生动物养殖户退出补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本文以这三个问题为主线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描述禁食野生动物调整范围的界定问题。首先,梳理现行的禁食野生动物法律法规,得出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是以价值和濒危性程度为基础实行重点保护原则。其次,基于《禁食野生动物决定》,指出我国对野生动物的普遍保护原则与相关现行法重点保护原则的冲突,禁食野生动物调整范围界定不清。最后,界定野生动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区别于人工繁育动物,分析禁食野生动物调整范围的界限;更新立法理念和明确野生动物的权利和地位,扩大禁食野生动物调整范围。第三部分分析我国对禁食野生动物法律责任主体的适用范围。梳理我国现行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规范,得出现行法对禁食野生动物法律责任主体的适用范围狭窄,主要停留在供应端,对食用端的立法规制不足。对相关责任主体的追究存在衔接问题,并且对禁食野生动物从买卖、加工到食用的整个链条存在监管缺陷问题。需要相关法律规范从立法层面扩大禁食野生动物法律责任主体的适用范围,为惩治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第四部分探究禁食野生动物养殖户退出补偿的配套问题。基于将野生动物“资源化”的法律理念,现行法律法规允许单位或个人经许可后养殖野生动物,从而使养殖野生动物有合法依据。而立法机关颁行《禁食野生动物决定》损害到了合法养殖户们的权益,因此需要处理好后续工作对合法养殖户们进行补偿。但现行的禁食野生动物养殖户退出补偿方案存在参与主体地位悬殊、补偿标准不清及补偿程序不正当等问题,因此,需要立法统一补偿标准、建立补偿程序监督渠道、拓宽补偿救济途径等方式完善禁食野生动物养殖户退出补偿机制。总之,立法应当作出改变,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在立法上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为法律实施提供制度供给。从法律制度上适度扩大禁食范围,明确禁食野生动物法律责任主体的调整范围,并完善禁食野生动物养殖户退出补偿的一系列措施。保护野生动物需要公众参与,扩大禁食野生动物调整范围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义务。